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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
百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进展现以下六种动力，即民族国家、大国竞争、现代化的冲动、科技革命、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等。
第一个动力是民族国家。国家体系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世界唯一合法治理单位。世界的矛盾，即国家间差别太大，是造成世界产生如此众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战到现在，民族国家个数从50上升到200个，国家构建从欧洲蔓延到拉美，再到北美，然后是亚非、大洋洲，大量的国家都是在一战尤其是二战后才出现的。有大批国家在艰难前行。民族解放运动是使国家数量上升最多的一种方式。但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构建的角度来讲，这些国家可以分为已构建国家与构建中国家，前者是具有帝国经历的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大部分都是后者，构建中国家在成为主权国家之前没有作为共同体的悠久的历史。在国家构建中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法和现代主权国家构成原则具有矛盾。西方学者提出世界上存在一种伊斯兰体系，这种体系没有被当前世界体系所摧毁。凡是伊斯兰教法和宪法结合起来的国家都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伊斯兰世界有几次改革也向西方学习，奥斯曼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其影响范围曾经远涉英伦三岛，抓白人进行奴隶贸易。伊斯兰也曾支配西班牙，凡是伊斯兰主导的地区一片辉煌，文化灿烂，商业繁荣，文化交流非常多。当时的基督教的教堂集中在落后的地方。那时的伊斯兰世界比欧洲甚至中华帝国要更加辉煌。
第二个是大国的竞争。在19世纪，世界实际上是被帝国所支配。新崛起的欧洲列强可以任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大国肆意横行的世界了，因为主权国家体系武装起来了，维护主权是国家的合法依据。但是，大国竞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最近关于帝国的讨论非常多。国际法学界很多人在讨论帝国，把全球治理和帝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帝国在多民族的管理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帝国不仅包括所谓的西欧殖民国家，也包括奥斯曼帝国。我们现在全球治理中谈论经济治理非常多，全球治理的讨论和中国本身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处……现有的这种主权国家的体系如果不把它的弹性释放出来，就很难达到全球治理的目的。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现代化冲动”。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国家都是在最近这一百年里经历了所谓的“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是美国的学者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现代化的理论非常知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那么红了，我们研究起来津津有味。我们设想的很多题目在西方学界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经有人研究过了。比如有本书叫《现代化革命》（ The Modernization ofRevolution ），它把法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纳入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之中。在我们原来脑海里面，现代化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脑海里要告别的革命，到那里，我却发现西方学者把我们的革命也纳入它的现代化研究的渠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当然，西欧是最显著的典范，西欧国家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各国也有不同。美加是学习了欧洲的经验，但是，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我们看到它有很好的一面，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阴暗面。这里非常有意思的“魔咒”是拉美和东亚。拉美实际上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实验室，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兴产品出口导向等三种经济模式，寡头政体、民族主义政体、官僚政体、现代代议制等等。结果显示，现代拉美没有完全现代化，有些国家如墨西哥，你到那儿会看到它的经济比较发达，但当你看到墨西哥的黑帮杀人手段那么残忍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或者说被人认为最从容的是东亚。实际上，东亚经历了学西方（从学德国到学英国，再到学美国）的一个过程，但是，东亚国家最终还是在回归自己。这也是人们这么看重东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经过现代化的冲动或洗礼，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断裂然后又重新整合，现在，现代化比较成功的是东亚。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部落、教派，包括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不太成功，不过，再回到1919年，这也都做不到了，所以，现代化的冲动可能依然在路上。
第四个动力是科技革命。目前我们看到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它是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推手。近年来，信息革命、网络化与数据化，都在改变世界。现在，有人在关心国际关系形态会不会被信息化所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关学界确实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处在一个新形态的初期，但是，它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改变、改造和塑造可能是不一样的，对美国是一个样子，对中国是一个样子，对那些伊斯兰国家、对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第五个是全球化。全球化曾经高不可及，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的一个获益者，但是，全球化也有负面的作用，特别是，它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分化，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其负面性现在逐渐地显现出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全世界正在按照经济分工进行产业链的重组，大部分发达的地区都是沿海的城市群，有学者说，现在所谓的发达世界不仅仅在国家之间，更主要的是城市之中。比如，在纽约可能就有发达世界，同时也有第三世界。全球化给全世界造成了贫富分化、矛盾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历史学界很多人很悲观，他们认为，现在新的贫富分化、新的种族冲突、新的社会冲突出现，原来的冷战格局结束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那种分工和格局也已经没有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世界的资本与技术，也包括人口的流动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将是这个世界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我觉得伊斯兰世界的很多矛盾与冲突都是因为新增人口、青年一代没有出路造成的。我曾经在沙特开会，遇到一个巴勒斯坦的小伙子，他是沙特报纸的一个编辑，他讲到，在沙特就业人群面临不同的机遇，在沙特，在媒体这个行业里面收入最高的是白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白人，只要是白人，收入就最高，其次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再就是海湾国家中比较富足的人，最低收入就是他们巴勒斯坦人，而且巴勒斯坦人干同样的工作收入都是不一样的。一年后，我有机会去了以色列，也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惨象。青年人如果生于那里、长于那里再死于那里，他真的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移民和难民，当前，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融入欧洲便是这样一个场景。
最后一个动力就是意识形态冲突。在二十世纪，各种主义一直在争论，实际上，世界的重塑便是在各种主义的争论中所形成的，包括经济学思潮、政治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还有关于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如果概括起来，这个世界是被重新塑造出来的，可以说，现代主权国家这种形式也重新组合起来，但是，国家之间千差万别。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都很难逃避这种差别。大国的竞争依旧，只是竞争的主角在不断更新。当前，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日趋平衡的世界，也恰是西方大国失去主导地位的时期。一战结束之初、二战结束之初，基本上还是西方大国主导着世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2017年，我到俄罗斯参加“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有意识地问了二十几位学者，几乎所有人认为他们是欧洲人，但是，没有几个人能答出来他们是否属于西方。前几天，北京有个区域国别研讨会，来了两位俄罗斯的汉学家，其中一位说他们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有几次想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到现在也没有成功。他认为，俄罗斯的路未来依然是在东西方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此同时，他们想知道，此时此刻，在世界上，谁是中国的“他者”？俄罗斯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是“他者”还是“我者”？在此，我采用“他者”概念是为了淡化敌我。
我们身处一个被新兴大国改变的包含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和彷徨的世界，一个没有退路可走的世界，一个被科学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世界，一个在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互动并以既有方式做顽强抵抗的世界。我们也身处这个被全球化在经济上联系在一起却在社会领域由贫富分化、政治纷争、体制失衡、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是一个被各种主义的争吵迷失了方向的世界。
所以，国际关系理论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构建一个方向，现在，全世界没有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种主义占主导，大家都在摸索，那么，我们国关学界的摸索是涉及国计民生，涉及我们身份的重新定位，甚至涉及我们如何回头去看我们自己历史的一种展现。
那么，中国的战略应该怎么走？我觉得，中国首先要和自己的历史和解。在莫斯科，离列宁的墓不远就是一个教堂，里面是沙皇家属的一个墓。我很震惊，他们的革命竟然让沙皇本人、家族的棺材在那安然无恙。其次，我们要与世界和解。我们应该先消解西方，然后再去思索未来的国际领导与国际秩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