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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今天我讲一些稍微“虚”的东西——中国国际理论的发展与贡献，主要是想看看我们学界现在在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研究，对世界国际关系学科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的理论探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想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完全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全球事务。这个观点显然不是否认西方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它是否可以解释所有实践呢？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是否会起到重要作用。这更值得我们深思。在“行为主义革命”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逐渐开始向超时空方向发展。所以，历史的实践与文化就被剔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之外。它所有的理论都是超时空的、普适的。
我们都知道2019年是国关一百周年，这一百年确确实实是国关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时期。现在，学人们开始提出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巴瑞·布赞（BarryBuzan）最近出版了《全球国际关系的塑造》（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书，他回顾了历史发展的历程和现在的需求。那么，现在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全球化实践需要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关键的百年时刻，如果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要出现一个革命性突破，基本的标志就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
我再重复一下我之前说过的话：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做好。在座的很多都是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学者，我们一定要有发展这种理论的抱负。
今天，我演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回答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办法解释全部的、全球的多元世界，这给我们创造了空间和机会。
第二个回答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社会理论都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到建构主义，再到实践理论，越来越往文化要素拉近，这是不可否认的。南京大学的历史研究很有名，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都会强调历史和文化等重要因素。现在所提出的这种“文化”是广义的概念，内涵包括实践、历史和经历等概念。
我想用三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三个例子不是穷尽的，中国学者还做过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正好都是这两年在国际上出的书。一个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个是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领导力与大国崛起》，再一个是我自己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首先，赵汀阳的《重新定义一种世界治理哲学》（ Redefining a Philosophy for WorldGovernance ，即《天下体系》）主要是天下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讨论的也很多。天下理论主要基于周朝的世界体系构成，现在将其拓展到整个世界体系范围之内，把周朝作为理想类型。大家都知道，理想类型不是完全与现实相符，它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更加理想化的一种类型，用于学术研究分析。我简单说一下基本要点。“天下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世界，就是周朝体系，赵汀阳把周朝的制度体系视为现在世界的一种理想制度体系。
那么，这个秩序原则是什么？该原则是家庭秩序，或者用英文说叫“family－ship”，或者从更一般意义上说是无外原则（non－exclusivity）。最根本的观点——争端机制的解决、民众在诸侯国之间的流动等等，都是从当时中华模式中提炼出来的。其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是“整体理念”，它不是独立的、主权的、有非常明确界限的这样一个政治单位，它以天下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来设计，这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与现在社会的根本秩序原则——主权不同，这种秩序原则是“无外原则”。总体来说，家庭内部仍然是自我利益最小化，爱心和谐最大化的场所，家庭秩序是政治秩序的最优基础。能够做到这种要求，就可以保证最稳定的和平，超过康德的“永久和平”。
根据赵汀阳的总结和复述，天下理论有这样的启示。当今世界是一个“非世界”，它是一个“地理性”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世界，因为制度都是以主权国家为个体的，那么全球问题（globalissues）就不能在一个非世界中得到解决。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那就是在特定地区或全球建立一个整体的、无外的秩序体系或者制度体系。
第二，阎学通的《领导力与大国崛起》
（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Great Powers
），他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的最简单解读就是“道义”加“权力”，主流理论框架是现实主义，但是，它融合了中国先秦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偏重所谓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荀子的观点，强调了世界领导国的权力性质。作为一个领导国，它必须有权力，但是，什么是最合适的权力，这是要讨论的重点。这个权力必须要有界定。首先是动用资源的能力，分为道德性权力和物质性权力。物质性权力很简单，道德性权力就是确立合法性的能力。所有权力一般都被定义为能力（ability）。国际体系是等级体系，必须要有一个领导国，其间可能出现三种秩序：王权秩序、霸权秩序、强权秩序。强权秩序时代已经过去，（美国）霸权秩序仍然存在。那么，在阎学通自己的设计之中，最理想的秩序是王权秩序。
在“道义现实主义”中，国际秩序的本质仍旧是争夺领导权，争夺领导权的关键是实力，是权力。但是，什么样的权力是好事？答案是适合领导的权力，就是王权秩序中需要的物质性权力和道德性权力的结合。反观现实世界，美国基本上属于霸权，对此，中国如果想要获取领导权，就需要物质性权力和道德性权力的充分和妥善结合。
第三，我的观点主要展现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A RelationalTheory ofWorld Politics ）一书之中。我的基本想法涉及一个本体论问题。我认为，世界是关系构成的，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以关系本体为基本假定，以中庸辩证法为认识论依据，从关系视角审视世界秩序和行动逻辑。第一个基本的理论要点是关系性世界；第二个是关系性逻辑，行动是由关系驱动的，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最后一个是关系性利益，即孔夫子说的“达己达人”，而不是一种单向性思维。
在所有的宇宙中，关系本体和原子本体相对；在社会世界中，主要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关系错综复杂，就“如何厘清关系”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确定一种元关系。中国的“元关系”认为，本原状态是和谐，中庸辩证法是和谐化过程。在关系选择过程之中，利益驱动行动，身份界定利益，关系建构身份。
综上所述，三种理论的特点都是“挖掘传统，面向世界”，即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智识资源中寻求创新灵感，在与西方国关理论的开放对话中寻求开拓发展。
赵汀阳主要从周朝的无外体系中得到启发；阎学通则基于传统强调道德的理念、强调治国领导人的道德是根本性要素；我的关系理论主要考虑到中国人从来都是将事情看作一个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因素而不是独立看世界的这样一个事实。
与此同时，这三个理论都是在与西方不断的对话、辩论中发展得来。其中，最根本的三个原则——无外原则、道德性和关系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实践的产物。
基于此，我想简要谈谈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贡献。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确实反映了文化对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启发了中国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这几年所做的英文研究，也启发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想法，它们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的实践结晶。
第二，中华文化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资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第三，我们要全面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需要不同文化的智识贡献，比如，印度很可能潜力很大。
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多个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如何超越中国经验以具有一定普适效用。所有社会理论都有局限性，只能做到有限普适，当然，这种有限普适的限度越广越好。这与有限理性异曲同工。
其二，如何能够有效与西方学界展开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我们现在的年轻学者怎么去主动寻求对话而不缩回自己的一方天地之中。
其三，如何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做出与时俱进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体系。由此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丰富而不是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互补而不是对抗，不是称霸。创造性的跨文化对话有利于拓展人类知识的宝库，现在要努力形成这种对话，也比过去更有条件去组织和进行这种对话。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全球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有可为的，年轻学者尤其要考虑到这种大有可为的空间。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任重道远，它不是政策性的研究，也不求一时之功效，不求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是追求一种长期的人类知识的积累、发展和创新。这也需要大家确确实实有耐得住寂寞的心态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