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性峰是我招收的第二位博士。欣闻其《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心非常高兴。据我所知，这本书是从诠释学角度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的第一部专著，其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性峰读博期间，与他就研究方向和博士论文题目的讨论，我仍记忆犹新。当时，与文学典籍翻译研究、哲学典籍翻译研究等相比，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仍处于“受冷落”的状况。我就征求他的意见，鼓励他投身冷门，把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作为研究方向，未来的博士论文也聚焦科技典籍翻译。性峰很快就答复我，他愿意在此领域耕耘。他认为，这是一片沃土，辛苦劳作，必有收获。果不其然，从2014年到现在，只有短短六年时间，性峰在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已经很有心得，在外语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真是可喜可贺。

性峰选取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原因有三：一、中国科技典籍需要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已有研究较少从诠释学角度系统考察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现象；三、从诠释学的视角系统探究中国科技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文化价值和方法论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科技典籍文本与当代科技文本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认识特征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中国科技典籍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其文本的混合性。中国科技典籍大都是一种“混合语体”，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与哲学性。中国科技典籍的这些重要属性值得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是如何体现和反映这些属性的也值得研究。

性峰在本书中对中国科技典籍的哲学性、文学性和科学性都作出了回答。他认为，中国科技典籍的哲学性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从整体直观而来的象思维，以及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引用，如阴阳、道、气、五行等。中国科技典籍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其修辞性和隐喻性。中国科技典籍的科学性在诸多方面同“西方的科学”存在较大差异。除了具备当代科技的一些特点外，中国科技典籍有其特殊性和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本体特征、认识方式、语言表征、研究方法等层面以及由这几个层面构成的整体运作系统。

接下来，性峰从诠释学视角，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描述译者翻译中国科技典籍时存在的诠释异同，并尝试对这种异同作出解释，对译者采取的诠释策略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此类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除了宏观的理论探讨，他还以四部中国科技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的不同英译本为语料，从中国科技典籍的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科技方法等角度探讨中国科技典籍与当代科技文本的异同，比较、分析和描写不同译者对该类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既分析研究影响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诠释的因素，又描述归纳译者翻译此类文献时采用的诠释策略。

就本体论而言，该书从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根源性范畴（道、气、阴阳、五行）与本体属性（哲学性、人文性、直觉性/经验性）出发并结合具体实例，深入探究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诠释原作，发现译者的诠释方式可分为：自证式诠释、描述性诠释、自解性诠释；同时，拼音直译法有助于阐释中国科技典籍本体的内涵。从认识论来看，该书围绕中国科技典籍的客体（科技典籍文本）和诠释的主体（译者）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科技典籍文本的多义性与修辞性加大了作为诠释主体的译者的权利，而译者的诠释也受到文本语境的限制。因此，中国科技典籍的翻译过程是译者对原文认知诠释和再建构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受其前理解、主体间性（译者与赞助人、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以及视域融合的影响。中国科技典籍译者的诠释虽然彰显其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是任意的，须受其自身属性的制约。从方法论来看，该书主要依循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如象思维方法、逻辑方法、观察法等）对中国科技典籍文本的英译和阐释展开研究。

我认为，性峰的研究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其创新之处。首先是语料新。突破了以往研究多以单个科技典籍作品为分析对象的局限，将研究语料扩展至《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等四部科技典籍的不同英译本。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对中国科技典籍各类英译本有一个较为宏观的了解，进而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其次是研究领域新。既有对具有综合科技特征的典籍如《梦溪笔谈》《淮南子》英译的观照，又有对个别领域典籍如《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的考察，以及对极富当代科学逻辑特征的《墨子》英译的探究。第三，理论视角新。研究以诠释学为视域，系统考察中国科技典籍英译，为探讨此类文献的英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理论视野与探索路径。最后，在学科建设方面，该书是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既可以丰富翻译学和诠释学的理论建设，又可以提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诠释属性的认识。

当然，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除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入手之外，还可从历史论、目的论、应用论以及传播论等视角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我曾在某外语刊物“典籍英译专栏”的主持人话语中说过，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要解决“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的问题，进而回答“怎么译”“能否译”“谁来译”“怎么评”“为何这样评”，以及“怎么有效传播”的问题。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要力求研究内容立体化、研究范式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我认为，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属于跨时代、跨语言、跨文化、跨科学范式的交流与碰撞。如今，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借用的理论日益多元化，如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传播学等。这些理论研究对于我们认知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描述其翻译规律并作出科学的解释大有裨益。性峰的研究无疑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在结束序言之前，我要谈谈对刘性峰的印象。性峰原为汪榕培教授的硕士生，很受汪老师青睐。我也给他上过课，对他比较了解。他为人忠厚、勤勉好学，成绩优异，在校期间就有高质量论文发表。在研三时还去西藏支教7个月，受到当地师生的一致好评。毕业后去南京高校，一直对典籍英译研究情有独钟，也一直想报考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生。我很高兴能与性峰再续师生缘，再辟新领域。正如性峰所说，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是一次心理淬炼的过程，是学术生命真正开始，并得以升华的远足跋涉。当年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性峰的论文和论文答辩曾受到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是唯一的论文等级优秀、答辩优秀。

我最后想说的是，个人的学术生命是短暂的，但如能找到学术生命的传承人，我们的学术生命就能得到延续。我的恩师西南大学江家骏教授是吴宓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九十岁高龄时曾手书苏轼《赤壁赋》赠我，题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我收到恩师的墨宝，感动不已。古往今来，生命短暂，但薪火相传，人类并没有因此绝迹。我想，学术生命也是如此！祝愿性峰学术之路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广！

王宏
202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