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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爲中華文明軸心時期文學領域充滿“理智與個性”的代表人物，其憑忠誠愛國情懷與堅貞純潔之個性創作出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傑出詩篇，在中國文學史占有極高的地位。在屈原諸多作品中，《九章》對研究屈原生平與思想有重要意義。然相比《離騷》《九歌》等屈原作品而言，對《九章》的深入研究尚嫌不夠，這與《九章》地位極不相稱。爲了給學界研究《九章》提供系統的資料，決定編纂《九章集注》。在搜集整理此前各家注釋的过程中，發現一些問題，也有一些思考，現寫出來，供使用《九章》時參考。
清代以前，關於《九章》的争論幾未涉及各篇之真僞問題，而對《九章》篇次與作時作地諸問題討論較多。對篇次、作時、作地的界定，歷代注家均注意從作品的思想内容去着手，如黄文焕以《九章》中多有言及歲月，並以此爲綫索做出篇次重排；林雲銘等注意到《九章》各篇中言及東、南、西、北之方位，結合《史記》所言屈原流放之故實等排出篇次順序；蔣驥則注意到《九章》各篇所言山、水等地形、水文，如陵陽、夏水、漢水、沅水、湘水等，對《九章》各篇創作的時間、地點，以及由此而來的各篇次序上做出了新的編排。這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給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啓發與參考。然而由於時間久遠，各篇創作時間跨度長，資料也缺乏，各説亦有未盡完善之處。如以歲月爲綫，則每年皆有春夏秋冬四季，皆有十二個月份，到底爲哪一年，很難有確定的答案。以方位爲綫來界定也是一樣，以爲屈原先往東，就不能往西，在南即不言北，亦不能令人信服。而陵陽是不是山名，本就存在争議，以此判定屈原的行蹤及其創作，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過去人們研究《九章》，幾乎没有注意到《九章》中屈原稱引的人物有着明顯的特征，即《九章》稱引人物幾乎均爲節士。此爲解讀《九章》各篇創作時間、地點，確定各篇篇次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節，《説文》：“竹約也。”原指竹節。節士，指堅持氣節之士。節士乃先秦時期一重要群體，其事蹟集中見於劉向《新序·節士》篇。此外，《左傳》《史記》及先秦諸子作品中亦常有見到。在《九章》中，節士人物主要有：
申生。見於《惜誦》，其云：“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劉向《新序·節士》中載，晉獻公太子申生路行，遇蛇繞車輪，隨從以爲天降祥瑞，建議申生取代父親，自己即位，即所謂“得國”。申生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詳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禦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節士》篇引“君子”曰“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關於申生事蹟，《節士》篇與《左傳》僖公四年、《史記·晉世家》不同。《左傳》與《史記》均記載申生乃受其父晉獻公寵姬驪姬謀害，有人諫申生曰：“太子何不自辭明之？”申生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亦有人諫申生曰：“可奔他國。”申生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不久，申生自殺於新城。申生自殺事蹟，各本記載雖不同，然申生爲孝子，顧國之安危，甘願受屈自殺，以免晉國受損，此點各本記載一致。申生此品節爲與《節士》篇許國太子類似，《節士》載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專哭泣”，“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申生與許國太子皆爲節士。
接輿、桑扈。見於《涉江》，其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王逸《楚辭章句》注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王逸將接輿、桑扈解爲隱士，隱士歸隱亦爲節士表現之一種。胡文英曰：“接輿、桑扈，蓋皆賢人，知世不能用己，而托於狂放，以自隱者也。”接輿、桑扈對世俗不滿，不願同流合污而避世隱居，有堅持氣節的意藴在内，爲節士。接輿被皇甫謐列爲高士，皇甫謐《高士傳》載：“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據皇甫謐《高士傳序》之説，高士乃從未入仕途之士，其名節過於節士者。接輿既爲高士，雖不見於《節士》篇，其爲節士也屬自然。
伍子胥。見於《涉江》《惜往日》《悲回風》。如《涉江》曰：“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亦曰：“吴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悲回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伍子胥事見《左傳》《史記》等，王逸注曰：“伍子，伍子胥也，爲吴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吴，故言逢殃。”伍子胥忠心爲國，而吴王竟聽信讒言，賜劍而死，還把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伍子胥忠而不用，明知有危險，勇而直諫，被讒而殺，爲節士之行。
比干。見於《涉江》，王逸注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比干，爲商紂王叔父，《節士》亦載其諫紂作炮烙之刑事，“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比干亦爲節士之一。
伯夷。見於《橘頌》與《悲回風》。《橘頌》云：“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悲回風》也説“見伯夷之放跡”。伯夷，亦節士。王逸注：“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朱熹、汪瑗等皆同此説。《節士》載“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曹國“子臧讓千乘之國”、吴國延陵季子不受國君之位，皆爲節士。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此行爲即爲節士之行。
介子推。見於《惜往日》與《悲回風》。其中《惜往日》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悲回風》曰：“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跡。”王逸曰：“介子，介子推也。文君，晉文公也。寤，覺也。昔文公被孋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悟，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介子推事亦見《節士》篇，内容與諸史記載略有不同。介子推因功而不受禄，即便死也不要被感恩，被列爲節士之一。
彭咸。見於《抽思》《思美人》《悲回風》。《抽思》：“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淩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彭咸，被屈原多次提到，立爲效法的榜樣。彭咸，傳統的注釋中亦解爲節士，王逸注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興祖《補》曰：“顔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介士，就是節士。彭咸爲殷時節士。
申徒狄。見於《悲回風》，其云：“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申徒狄也被《節士》篇列爲節士，其云：“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也？’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
上述彭咸、比干、伯夷、申生、介子推、伍子胥、接輿、桑扈、申徒狄等人皆爲節士，乃《九章》中抒情稱引最多群體，爲《九章》抒情重要特徵之一。
屈原在《九章》中選擇的歷史人物僅限於節士，有其明確之目的，即引節士爲同道，以節士爲知音。如在《橘頌》中屈原表白要置伯夷以爲“像”，《抽思》中要“指彭咸以爲儀”。屈原把自己視爲節士，明言效法歷史上的節士及其作爲。劉向《新序·節士》篇即把屈原列爲節士之一。因此，《九章》中的節士即爲屈原之自喻。其通過節士身上體現出來的個性品質與人生追求來抒發己之情感。
第一，忠誠爲國。節士的品質之一即以國家、國事爲重，忠誠於國家，在國家與個人私利的關係上，節士均毫不猶豫地選擇以國爲重，公而爲國，心甘情願地爲國犧牲。如比干，《節士》篇載，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於是進諫，被紂殘殺。比干爲節士，有爲國家事業不惜犧牲性命，通過個人犧牲來保全國家的安危，此即爲“忠”。在屈原的作品中，忠誠國家有充分的表現。《橘頌》篇借頌橘表明自己“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的愛國之情。即使在外流放時，詩人仍然關心時局，時刻想返回郢都，掛念國家的安危。如《哀郢》即云：“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即使臨終將死，也要把頭朝向郢都，《哀郢》“亂詞”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時刻不忘返回郢都，即爲對國家命運深刻關注與憂慮，乃忠於國家之表現。
在古代中國，由於家國同構的模式，君主往往代表國家，使得忠於國家往往與忠於君主相一致，忠君即忠於祖國。屈原忠於國家更多地表現爲忠於楚王，尤其是楚懷王。《惜誦》云“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哀郢》亦曰“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表達了對楚國、楚君的忠心不二。《史記》載忠於國家，忠於君主，是屈原人格的重要方面，這一點從“節士”中得到有力證明。
第二，廉而不屈。“廉”之意爲若生於濁世，則不苟活。《節士》篇中載申徒狄“非其世”，負石沉于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申徒狄認爲其生活之世，不是一個明君賢臣相得益彰的時代，而爲賢人不用、奸臣當道之世。如入仕途，則爲對自己品性的玷污，因而投河而死。廉士的這種特徵，對理解屈原的作品十分關鍵。過去關於屈原的死，有“殉國難”與“殉道”等多種説法，但是未注意屈原乃節士，未注意屈原對廉的認同，未注意屈原之死可能與他認爲生不逢時有關。在《涉江》中，屈原説：“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禦，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就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時，抨擊當時楚國陰陽易位。《懷沙》中，詩人感歎“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此之“君子”即爲節士，詩人明確地説出自己的死，是仿效節士，以節士爲同類。因此，其投水而死應該就是仿效申徒狄，是對生不逢時的一種控訴，同時也表明自己廉而不屈的品行。
第三，清潔不汙。節士皆注重個體人格尊嚴，重視人格修養，保持品質的純潔不汙。《節士》篇載黔敖不食嗟來之食而死，東方之士爰旌目誤食强盜送與之食，遂吐而死等事。“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節士》篇説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其云：“屈原疾暗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清爲濁。不忍見汙世，將自投於淵。……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節士》篇的記載在屈原作品中得到反映。《卜居》曰：“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漁父》：“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又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九章》中以露申、辛夷等芳草來喻自己品性之高潔。王逸説：“《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善鳥香草，以配忠貞”，忠貞即爲節士之品質，王逸也認識到了此點。對於屈原之清潔品質，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蟬蜕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皎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争光可矣。”給予極高評價。
第四，守信不變。《節士》篇多言節士守信之事，可見守信也是節士的重要品質特徵。如載延陵季子路過徐，徐國君看到延陵季子寶劍，“不言而色欲之”。後延陵季子歸國路過徐，準備把劍送給徐國君時，國君已去世，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以守信。又如柳下惠是魯人，齊攻魯，索要魯之岑鼎，魯國君送去一個鼎，齊國君不信此鼎乃真鼎，於是説“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可見，柳下惠乃守信之人，連敵國的人也只相信他。節士守信對理解《九章》亦很重要。在《抽思》中：“惜君與我誠言兮，曰黄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亦對楚王失信加以譴責。在《惜誦》中，詩人説“言與行其可跡兮，情與貌其不變”，表白自己始終如一，守信不變。
第五，堅持正義。節士大都堅守正義，不畏邪惡。《節士》篇記載齊的太史群體，即爲節士堅持正義之典範。齊相崔杼殺國君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崔杼已殺太史，“其弟又嗣書之，崔氏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太史兄弟不懼强權，不畏死亡威脅，前赴後繼，堅持正義。不僅如此，“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太史身上的正義感，乃節士標誌性品質之一。這對理解屈原個性及其作品，有重要啓發意義。在《惜誦》中，屈原即言“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不願爲了博得君主歡心而去阿諛奉承。又曰“欲横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即便被放走投無路，也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絶不放棄。《涉江》中説得更加直接：“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在《九章》系列詩歌中，詩人足跡遍及長江南北，身歷春夏秋冬，“九年不復”，但一直未放棄正義，一直堅持理想，絶不同流合污，皆可以從持節角度得到解讀。屈原作品之所以有打動人之巨大魅力，與其持節正義之品行密不可分。
第六，正道直行。直亦爲節士共同特徵之一。《節士》篇載楚人石奢，爲楚主管刑法訴訟之官。有一次在道上遇見有人殺人，於是追上去抓住了罪犯，然此犯人卻是自己父親。於是石奢就放走了他的父親，親自到朝廷來認罪，説：“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於是刎頸而死於朝堂之上。孔子聽説了這件事，感慨地説：“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也。”《節士》篇又載晉文公臣李離，因爲誤判了案子，自求請死，晉文公百般阻攔，仍未攔住，“遂伏劍而死”。石奢、李離，皆爲“直而不枉”的節士典範。節士的正道直行，在《九章》中也有充分的反映。《惜誦》曰：“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鯀之死，即因直。《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即使像鯀那樣亡死身滅，也不願放棄正道直行。
第七，勇於犧牲。不惜死，爲節士一共同特點。《韓詩外傳》卷十曰：“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在《節士》篇中，節士之死皆爲不願受辱，或節士被冤殺，如比干、齊之太史兄弟等；但大多數節士爲主動自殺。《節士》篇中載節士李離的故事，結局是“遂伏劍而死”。許悼公太子哭而死。衞宣公之子，兄弟伋、壽、朔等争爲死，結果“兄弟俱死”等。不惜死對理解《九章》有重要啓發。過去以爲屈原投水死爲效仿古人彭咸，因爲彭咸爲“賢大夫”，其死方式即投水，故屈原也投水，如此理解未能真正理解屈原投水之必然性。彭咸乃“賢大夫”，更是“節士”，因此只有從節士的品質特徵上來加以解讀屈原投水之必然性，才是抓住了根本。如《懷沙》：“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類”，即爲節士。詩人自言將像節士那樣，準備自死，不再偷生。至於死的方式，《惜往日》曰：“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昭。”《漁父》也説“赴湘流”，投水爲節士屈原選擇死之方式。
節士具有忠誠爲國、廉而不屈、清潔不汙、堅持正義、正道直行、不惜死等精神品質，節士擁有的這些品質即爲屈原之品質，節士追求之“節”亦爲屈原所終身追求之目標。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後敘》中即評價説：“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屈原由“求節”而“伏節”，借節士群體來抒發自己的情感。節士身上具有之特點，自然即成爲屈原之特點。人們對比干、伯夷、伍子胥、申生、介子推等人的理解與認識，也就變成了對屈原的理解與認識，如此，屈原借歷史人物中之節士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節士群體選擇從節有其社會背景，比如比干、伍子胥等遇昏君；申生遇讒佞；介子推捨身爲君而不求任何回報；接輿與桑扈不活於濁世等。這些也成爲解讀屈原品質與社會背景之重要參考。可以説，《九章》乃屈原立志爲節士之歌。在《離騷》中，屈原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顧，並對未來進行展望，其云：“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對今後人生之路作出規劃。《離騷》又曰“悔相道之不察”，要“回朕車以復路”，此所復之路爲何種之“路”？《九章》諸多篇中揭示了答案，即成爲節士之路。劉向《新序·節士》篇將屈原列爲節士，即是對屈原一生作了最確切的概括。屈原在去職之後，即以節士身份度過餘生。然而在去職前後，走上節士道路之前，屈原經歷過激烈思想鬥争，此種思想鬥争在《悲回風》中得到集中反映。《九章》之中，歷代注家均公認《悲回風》最難讀，其實未能把握《悲回風》即爲屈原在“入世”與“持節”之間思想鬥争。當然，屈原也并非直到被逐之前才意識到要立節走節士之路，他此前對節士也存在高度的欣賞與認同，而最後投江自殺也是節士行爲之表現。因而可以“節士”爲切入口，對《九章》内容及篇次、作時、作地等作出進一步深入研究。
今本《九章》次序爲王逸所定，首《惜誦》，次《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至於爲何爲如此次序，湯炳正曾説：“（《九章》）作爲先秦古籍的篇次，在漢代還是極不穩定的這一歷史事實。因爲《九章》既非屈原一時一地的作品，因而纂輯者只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來編排各篇的次第。”根據湯炳正考證，王逸所定之篇次乃繼承漢代流行之本，並未有專門考訂。其後注家多從王逸。至明黄文焕則對此提出疑問，他在《楚辭聽直·合論》中曰：“余從《九章》中，詳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既有歲月，則《九章》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王逸原本殊爲淆亂。朱子因之未改。余以詳稽，遂爲更定。《惜誦》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黄文焕以《九章》各篇敘及年歲、季節、月份爲綫索，將各篇排序，打破了王逸以來的序次，有石破天驚之效。林雲銘、高秋月等承之。後蔣驥據各篇題意重新序次爲首《惜誦》、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哀郢》、次《涉江》、次《懷沙》、次《橘頌》、次《悲回風》、終《惜往日》。此爲清前有代表性之説法。民國以來，學者亦各有所次，另有解説，兹不具論。今以節士爲綫索，根據各篇言節士之情感及立志爲節之矛盾，結合“莊蹻暴郢”之史實，另行考訂篇次並編年如下：
懷王十六年，《惜誦》 。《惜誦》主旨可以一個“忠”字概括，全篇有自表忠心，以正視聽之意。開首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次曰“竭忠誠以事君，反離群而贅疣”，又曰“思君其莫我忠，忽忘身之賤貧”“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最後結以“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從首至尾，五次言“忠”，可見篇中以“忠”爲主旨，詩人反覆在表白忠心，以正視聽，篇中有云“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亦是此意。這説明，此篇之創作背景當爲詩人已被楚王所懷疑，受到了冤枉，而加以辯解之詞。結合《史記·屈原列傳》，當是上官大夫讒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疏屈平”之事，與《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類似。故此篇當爲屈原既疏之後而未放之前作，今繫於懷王十六年。然篇中亦提及節士申生，贊其“孝”行，此亦與“忠”相呼應。屈原有節士情結，慕節士之行，自幼而然也。
懷王十八年，《橘頌》 。《橘頌》在文體上承於《詩經》之頌，而改頌人爲自頌。關於《橘頌》的創作時間，當以文中“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及“年歲雖少”爲依據。“閉心自慎，不終失過”暗示屈原已經被疏不在左徒之位。故此篇當作于懷王十六年後。屈原被疏之後，楚懷王即被張儀所騙，隨即發兵攻秦，懷王十七年與秦戰於丹陽、藍田，楚均大敗，且韓、魏亦出兵攻楚，而齊不救。楚兵被迫撤回。事實證明，一旦不用屈原主張的“聯齊抗秦”之策，楚即喪師失地。同時也證明，屈原被疏不是屈原自身過錯，此即“不終失過”。不久，即懷王十八年，屈原使齊，重結齊楚聯盟。楚危險暫時得以解除，迎來短暫的和平局面，故從文中情感不是特别消沉。由於屈原一貫主張“聯齊抗秦”，屈原與齊君臣關係勢必良好。此次使齊，屈原又不在左徒之位，楚國内必有人懷疑屈原有可能使齊不還。詩人爲了打消人們的懷疑，表白一心忠於楚國，寫下了此篇。“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楚在淮南，齊在淮北，屈原借當時的俗語言自己不會背叛楚國而被齊國所用。正是有此篇銘志之作，懷王才放心讓屈原使齊，再次締結齊楚聯盟。而“年歲雖少”亦符合彼時屈原之年齡，故將《橘頌》繫於懷王十八年使齊之前。一般認爲，屈原在懷王十六年不任左徒之後，擔任三閭大夫之職。綜合起來看，將《橘頌》斷爲原任三閭之職時所作較爲合適。本篇亦提到節士伯夷，言“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屈原以伯夷之節士高行，喻己之才情、品格與人生追求。爲流放沅湘流域之後徹底選擇節士之路作鋪墊。
懷王二十八年，《哀郢》。 懷王二十七、八年間，五國伐楚，戰於垂沙，楚軍正與秦、齊等軍隊對陣。因垂沙大敗，將軍唐昧戰死。前綫戰事不利，楚懷王命莊蹻在郢都掘軍人家屬之墓，去軍人之籍。《尉繚子·重刑令》曰：“將自千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内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内畏，内畏則外堅矣。”《尉繚子》所言之軍事法令乃戰國時期之軍法。根據《尉繚子》所言，將軍若領兵千人以上，如有戰敗，則“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而懷王二十七、八年間連連戰敗，垂沙之戰更是大敗。爲了達到“内畏則外堅”的政治效果，執行軍法，懲處戰敗之軍事首領，懷王下令掘墳墓，暴尸骨，没籍充公。莊蹻爲楚之將軍，領命執行。此即歷史上有名的“莊蹻暴郢”。“莊蹻暴郢”之“暴”即“暴尸骨”之“暴”，非殘暴之“暴”。按照《尉繚子》的説法，掘墓這種懲罰必須涉及千人以上，所以“莊蹻暴郢”的這次掘墓，涉及人數應該超過一千多個家庭，少説也有幾千人。故引起的震動相當大，整個郢都都處在混亂、恐懼與悲憤之中。屈原也被卷入其中，與逃難的人群一起離開郢都，向外逃亡。古之禮，墓地一般均位於國都西方、西北方或北方。時楚軍將士家族之墓亦應在郢都之西北方，莊蹻暴郢引起震動亦在此方位，故百姓逃難是向東行。彼時除郢都混亂之外，楚國其他地方尚爲“州土平樂”，并未受影響。屈原已從懷王十八年使齊後，不復左徒之位已九年，故將《哀郢》之作繫於懷王二十八年仲春。
懷王二十九年，《思美人》。 篇中云“遵江夏而娱憂”，此點明屈原活動地域在江夏之間，而非襄王放逐之沅湘之間。與此同地之篇者，還有《哀郢》。《哀郢》曰：“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過夏首而西浮”。地域即江夏間。從方位上看，夏水、夏首均在郢都之東，故《哀郢》曰“今逍遥而來東”。本篇云“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黄以爲期”，相約在西方，也暗示詩人彼時也在東。從情感上看，兩篇皆有娱憂之情。《哀郢》曰：“聊以舒吾憂心。”本篇曰：“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而娱憂。”故本篇應作於《哀郢》前後。從時間上看，應爲懷王二十九年春。《哀郢》作於垂沙之戰莊蹻暴郢之後的懷王二十八年春，此篇之作晚於這個時間。篇中云“開春發歲兮”，説明時間在過年之後開春之時，而非《哀郢》所説的仲春。這只能是第二年了。由於莊蹻暴郢爲楚内部之事，不久當被平息。莊蹻後又領楚軍循江西上，轉烏江進入西南夷之地，後入滇爲王。屈原對“莊蹻暴郢”的事情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暴郢”的事在楚國歷史上很少發生，這次給郢都帶來巨大的動亂，故可“哀”；另一方面，懷王下令這么做也是執行軍法，屈原對依法辦事還是十分支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懷王仍被屈原稱頌爲美人。屈原再思美人，盼有機會再行美政也。事實也正如此，動蕩平息，原亦回郢都，復起用，而有懷王三十年諫武關之事。此篇今繫於懷王二十九年。
懷王三十年，《抽思》。 此篇當於被放漢北時途中所作，篇中“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又思郢曰“南指月與列星”，可證屈原彼時在郢都之北方，亦即漢北。漢北爲楚故都鄀、鄢所在，彼時未被秦占。屈原放漢北時間，當以懷王三十年諫武關之會爲準。據《史記·屈原列傳》，懷王三十年，秦昭王約楚懷王會於武關，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秦果伏兵武關，挾懷王入咸陽。此次屈原進諫，在本篇中有多處可印證，如“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等。屈原如此反復言陳辭不聽，最終導致“庸亡”他鄉，只有諫武關之會與之相合。《抽思》又曰“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造怒”，造怒之事應指這次進諫不聽事，懷王遂放屈原於漢北。《抽思》篇後“亂辭”有“泝江潭”“宿北姑”“行隱進”“狂顧南行”等語，可見作此篇時正在途中，亦即赴漢北途中。故此篇今繫於懷王三十年。
頃襄王二年，《悲回風》。 判斷本篇的寫作背景當以“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一句爲標尺，此句透露了詩人欲學彭咸，立志爲一介士。文中三次説到彭咸，除此之外還説：“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跡。”又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彭咸、介子推、伯夷、伍子胥、申徒狄等人都是節士。此篇如此多地説到節士，不忘彭咸志介，求介子之所存等，皆暗示屈原以節士自居。彼時屈原還尚無必死之打算，故有“獨隱伏而思慮”“孰能思而不隱兮”，一度有隱居之想法；又曰“任重石而何益”，不贊同申徒狄“驟諫”不成而立死。立志爲節士，又不即死，當不爲絶命之辭。屈原立志爲節士，當遭受政治上之打擊。此當爲諫武關之會不成，反遭懷王流放漢北之事。屈原被放之後不久，懷王入武關，被秦兵要挾至咸陽。懷王入秦不歸，楚國内立頃襄王爲君，子蘭爲令尹，屈原徹底喪失了在政治上重起的希望。彼時，屈原面臨人生道路之選擇，或去楚遠赴他國，或從俗同流合污。然屈原均未實施，最終走上節士之路，立志作節士以度餘生。《悲回風》篇即屈原人生選擇節士之路的真實反映。從時間上看，應爲流放漢北時期比較合適。此篇今繫於頃襄王二年。從篇次上看，約在《抽思》之後。
頃襄王三年，《涉江》 。頃襄王三年，懷王客死歸葬，屈原受命爲其招魂，在《招魂》篇“亂辭”中，有“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一語，錢鍾書《管錐編》以爲“乃追究失魂之由”。青兕爲青色之犀牛，當時被視爲神獸。頃襄王至雲夢打獵，殺了青兕，此神獸作祟降殃於懷王，導致懷王客死。故憚青兕乃極不祥之兆，有懷王之死隱喻責任在頃襄之嫌。故“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上官大夫所短，應即《招魂》篇中指責頃襄憚兕之事，不然頃襄王也不會“怒”而“遷”之，因爲屈原言語確實觸及頃襄王之聲譽。此次被逐，地點在江南之沅湘之間。本篇即爲屈原流放江南途中所作。屈原從鄂渚（今湖北鄂州）出發，向西行至洞庭，再向西南方向上沅水，沿沅水乘船溯水而上，在沅水的一個小灣枉渚上岸，再至辰陽（今湖南辰溪縣），上溯入溆浦，進入山林。此地爲今湘西三苗地界。原涉江已然決定作節士，故篇中多言接輿、桑扈、伍子胥、比干等節士以明志。今此篇繫於頃襄王三年。
頃襄王十六年，《惜往日》 。惜往日者，亦臨絶之音。篇中曰“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正是投淵前之語。篇中又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可見，彼時詩人尚在沅湘之間，并未到達汨羅。汨羅既不注入沅水，又不注入湘水，且沅湘注入洞庭湖之南，而汨羅注入洞庭湖之東，彼時屈原尚未到達汨羅也。但已起意投水，篇中言“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皆言節士“死”事；又言“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亦定下赴死之決心。但此時應未定投水之地點與時機。《懷沙》中已曰原於五月初五投汨羅，其時間、地點均爲精心選擇。本篇只見投水起意，未見其選擇投水之時機與地點，故較《懷沙》爲早，今繫於頃襄王十六年。
頃襄王十六年，《懷沙》。 此篇當爲屈原臨淵投水之前而作，爲其絶命之辭。原謀投江久矣，然沅亦水，湘亦水，洞庭亦水，何以非至汨羅才投之？此不知汨羅水之走向也。汨羅之水，自東向西流注於洞庭，且其離洞庭入江處未遠。原念念不忘返回郢都，只此一水，在方位上可將尸體帶回郢都，此所謂狐死首丘之意也。然汨羅注入洞庭，而洞庭水入大江，若投水，軀體不隨洞庭之水向東流乎，而何向西耶？此又決定於投水之時也。原投水擇期爲農曆五月初五，彼時洞庭湖流域已然進入梅雨期，湖水普漲，水量大，水可西流至於郢都。郢都即今湖北荆州，大江自荆州至岳陽爲荆江，爲蜿蜒性河道，有九曲回腸之稱。河道北岸爲江漢平原，南岸爲洞庭湖平原，地勢都是十分低窪。每年夏曆五六月間，大江梅雨期漲水，水位完全可以到達荆州。此即爲屈原選擇在汨羅江、夏曆五月初五投水之原因。《懷沙》曰“滔滔孟夏”，時間上與農曆五月初五正合。又曰“限之以大故”“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等，皆爲臨絶之音。因已定必死，而赴水亦爲節士之舉，契合節士身份。篇中曰“進路北次”，即由沅湘之間北上至汨羅。故定爲絶命之辭。至於投水年份，亦當從節士身份去解。屈原爲節士，持節而度餘生，如無大事刺激，則不會投水。據《史記·楚世家》，頃襄十四年，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十五年，楚與秦、三晉、燕聯手共伐齊，齊受到極大打擊，勢力受到很大削弱，不能繼續作爲楚可依賴聯手的對象。且楚之最大敵人爲秦，楚竟然助最危險之敵人秦來攻最可依賴之齊，楚即將走上崩潰之道路。且頃襄十六年，楚又與秦好會於楚之故都鄢。總之，楚國距離滅亡已經不遠了。面對國家如此局面，屈原不願意親眼目睹國之滅亡，憤而投水，以保故臣之節。此篇今繫於頃襄王十六年。
在《九章集注》之前，已有游國恩先生《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從時代環境看，這兩部著作具有重要意義。因當時信息閉塞，對大多數楚辭研究者來説，很多前代學者的注釋等資料很難見到，而由專人纂集提供給學界則乃惠澤學界之大事。
而今已進入信息時代，海量信息令人目不暇接，查找、購買、擁有與楚辭有關的各種資料是很容易的事，看起來再做這樣的工作似乎是没有什麽意義了，且最終成果被視爲二次文獻，在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中不被看好。其實不然，因爲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信息多，資料多，然時間有限。在有限時間内，人們或进行碎片化閲讀，或是根據需要有選擇地使用資料。且在資料不斷翻印的過程中，出現諸多的文字錯訛問題。如果不是專業的文獻學專家，征引文獻不對版本作鑒别，則征引文獻的可靠性也就很值得懷疑。《九章》研究亦應是如此。就資料而言，有關《九章》的資料以驚人的速度增多，可供核查的原始資料已甚爲豐富。面對如此多的資料，真正做到將歷代注家所有的注釋都從頭至尾梳理一遍的仍爲少數，且能選擇最權威的版本來作征引依據的人則更少。因此，無論是從系統化的知識來説，還是從專業化的文獻信息而言，做《九章集注》仍十分必要。
此前學術界已經出版的《楚辭集校集注》，頗便學者。然其個别注家注釋之版本選擇有值得商榷之處，且清前注家收録未爲齊全。二十世紀楚辭研究者未經歷史評價，且注解重複、字句考證繁瑣者多。爲了提高質量，本着後出轉精之原則，我們另起爐灶，重新作集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游國恩先生致力於撰寫《楚辭注疏長編》，原計劃分《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五編。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只完成《離騷纂義》與《天問纂義》。在申請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時，原計劃做《九歌》，獲得了立項，并已經準備好《九歌》的各種版本資料，開始工作。後看到國家古籍出版規劃中有北京大學董洪利先生申請的《九歌纂義》，意識到不能重複，便申請改爲《九章》。爲了避免知識版權争議，將成果名稱定爲《九章集注》。雖然名稱不同，但創意仍沿襲《楚辭注疏長編》，希望以此承續學術傳統。
此次作集注，在體例上仿游國恩《離騷纂義》與《天問纂義》，不對文字進行校勘，正文中有個别文字有異文，在文後以小一號字體附後。年代截至二十世紀末。文後有按語，對各家之説加以品評，並發表個人看法，以與《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形成系列。與《楚辭集校集注》收録諸家相比，元代增補祝堯《古賦辯體》、吴訥《文章辨體》，周用《楚詞注略》三家，明代增補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張京元《删注楚辭》、李陳玉《楚詞箋注》、賀貽孫《騷筏》、周拱辰《离騷草木史》、王萌《楚辭評注》及王遠注、張詩《屈子貫》等七家及部分明人評點；清代增高秋月《楚辭約注》、吴世尚《楚辭疏》、許清奇《楚辭訂注》、王邦采《屈子雜文箋略》、賀寬《飲騷》、夏大霖《屈騷心印》、邱仰文《楚辭韵解》、丁元正《楚辭輯解》、陳遠新《屈子説志》、江中時《屈騷心解》、姚鼐《古文辭類纂》、徐焕龍《屈辭洗髓》、張雲璈《選學膠言》、牟庭《楚辭述芳》、鄭知同《楚辭考辨》、顧錫名《屈子求志》、武延緒《楚辭札記》等十七家。當代楚辭學者增趙逵夫、潘嘯龍、周建忠三家，總計增三十家，争取將有價值的注釋均收入，以便學界使用。
本書撰寫時間跨度六年，在此過程中，趙師逵夫先生在注家的選擇、體例的確定等方面給予許多指導意見，并多次督促項目進展。對《九章》作品的理解，尤其是《哀郢》的創作背景與莊蹻暴郢有關的諸多觀點原是潘師嘯龍先生的觀點，潘師指導我寫論文時提出的，讓我獨立發表出來，體現導師無私奉獻的高尚師德。周建忠先生更是關注本書的進展，在定期開展的楚辭研究中心工作例會上，我都要向周先生匯報，聽取指導意見。周先生總是給予鼓勵，并將其列爲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楚辭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給予出版資助。我的研究生郭琳玥、趙迎迎也爲本書做了不少工作，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陳亮先生在聯繫出版等方面付出了辛勞，在此一併致謝！
由於學力所限，諸家選擇或有遺漏之處，加之時間緊迫，文中錯誤與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廣大學界朋友與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