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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文化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五种：
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的精神与物质的总和。
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以企业安全生产为研究领域，以事故预防为主要目标，在应用领域方面具有“小安全观”的概念。
安全文化就是运用安全宣传、安全教育、安全文艺、安全文学等文化手段开展的安全活动。这也是一种在形式上的“小安全观”。社会公共安全、安全生产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项旗帜。
安全文化是人类在安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物质成果和安全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安全制度、安全标准、安全物品、安全宣传、安全行动、安全社会系统、安全社会结构等。
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
什么是安全文化？目前对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是我们认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的精神与物质的总和。”
这种认识以“大安全观”的概念为基础，包括企业安全文化、全民安全文化、家庭安全文化等，这种认识具有主导性。
安全文化源于实践，而安全文化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安全文化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源于人们在生存与安全理念下对自然与社会的长期认知、适应和改造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既改变了客观世界，又丰富了主观世界，这是一个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公共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安全管理的延伸和扩展，安全文化具有很强的系统特征。安全文化强调文化建设的完整性，要求系统的协调与发展。同时，安全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手段将安全的最终目标转变为社会价值体系，并通过价值体系的建设来实现安全管理的目的。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类安全，其实质是追求社会对安全价值观的认同。时间、空间和人是文化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是最基本的。人们在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这五个层面上的心理需求，构成了安全价值体系的需求和概念，安全文化的人本性在其发展轨迹上留下了个人人格化的烙印。
安全文化内涵丰富，几乎涵盖了每个领域，涉及组织和个体在内的所有对象。在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安全问题时，安全文化充分调动了社会实践主体的积极性，强调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和控制。
安全文化具有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它有机地结合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利用个人和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并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统一的行为准则为指导，实现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
安全文化与一般的社会大众文化不同。社会大众文化通常是通过广泛的公众传播而积淀下来的，只要它不是反对国家主权、制造民族分裂或破坏社会道德的文化，就不需要对其抑制。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安全行为的规范和指导力量。在各种利益冲突和干扰下，人们自发形成的安全文化往往无法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安全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管理力量来促进。
弥漫性是指安全文化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独立系统，它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体现在每个人的行动中，影响每个任务的完成过程，并调整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受到安全文化的影响，因此，有人提出安全文化具有“场效应”的特征。
安全文化的所谓相对稳定性也可以理解为安全文化的不易变动性和不宜变动性。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安全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并对大多数人产生普遍影响。尽管可以通过管理手段来促进安全文化，但真正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合理的安全文化必须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强行推动的多变的文化只会使人们感到困惑，无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安全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除其适应新形势新条件的创新发展。
安全文化的内涵和本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管理思想、安全管理模式、安全机制体系。安全文化的实施要靠员工来完成，只有全体员工共同认知、共同参与、共同行动，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从广义上讲，安全文化本身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安全物质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各有特点且相辅相成，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基础和前提，安全制度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协调和保证，安全精神文化是安全文化形成和创造的核心和根本。安全文化包括四个要素：安全法治、安全责任、安全技术和安全投资。
建立和倡导安全文化的目的是基于文化的功能，消除不安全因素，控制不安全状态，促进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企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为企业改革和经济活动创造稳定的环境，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全文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和认识。
安全文化可以指导企业组织及其员工的安全价值取向和安全行为取向，从而使其符合并围绕企业设定的安全目标。具体地讲，安全文化的导向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起导向作用。如企业所确立的“安全是永恒的主题”“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安全高于一切”等。凡与之相悖的都要纠正。二是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行为起导向作用。把企业每个员工的思想行为引导到企业所确定的安全目标上来，企业倡导什么，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就转向什么。
安全文化可以自觉和无意识地鼓励和约束企业组织和企业每个员工的思维和行为。就组织而言，安全目标确定之后，所作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都必须充分考虑安全的目标，所制定的改革发展的规划、计划也必须充分考虑安全的保障；就领导而言，组织指挥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因素，自觉地按章指挥；就员工而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自觉地与企业的安全目标保持一致，总之，无论是组织、领导或是员工都要受到安全文化的制约。
企业安全文化形成并被企业组织和全体员工认同后，就会产生巨大的约束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安全文化体现了群体的安全价值观、安全意识、安全行为标准和安全的道德观等，它寄托着企业员工对理想安全状态的追求和希望，从而能形成全员想安全、为安全、保安全的强大动力。
安全文化具有激励作用，能够激发员工从心底对安全产生情感和积极影响。一方面，安全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激励机制的内容，激励安全工作的先进、鞭策后进。另一方面，安全文化能营造一种激励的氛围。它是一种环境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它是一种软性的，而不是刚性的；它是一种舆论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在这种氛围中，对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言行，人们都加以赞许、褒扬；对一切不利于安全的言行，人们都不赞成，并会指责，甚至会唾弃。这是一种无形的激励，它起到有形激励无法取得的效果。
这是指安全文化能够通过安全目标、安全价值观、安全意识和沟通协调机制协调企业内部产生的与安全相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安全与生产的矛盾、安全与投入的矛盾、安全与保障的矛盾、安全与生产环境的矛盾等，在安全文化的影响下，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就很容易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纵向的组织指挥，横向的支持配合，就能够围绕着安全目标而积极、正确、和谐地运行。
安全文化不仅能够对企业内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优秀的安全文化能够在同行业乃至社会上树立良好形象，获得认同和赞许；优秀的安全文化能够在政府里树立信誉，得到支持；优秀的安全文化还能够在客户中树立品牌，得到更好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1986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曾指出：“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这一论述包含着深刻的安全认识论和安全方法论的哲学道理。其中“责任重于泰山”点出了安全在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
先哲孔子认为，建立在“经历”方式上的学习和进步是痛苦的，而通过“沉思”的方式来学习是最高明的，通过“模仿”来学习和进步是最容易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认识到，在应对事故和灾难时，我们决不能试图通过事故经验来明智，因为这太痛苦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健康何等重要”。我们应该掌握正确的安全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理性与原理，通过“沉思”获得智慧来预防和控制事故和灾难，至少我们必须选择“模仿”的道路，向先进国家和行业学习，这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荀况在总结军事和政治方法论时指出：“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其救，行而责之谓之戒，但是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这种观点用于公共安全管理上，也是精辟的方法论：要有“事前之策”——预防之策，“事中之策”——救援之策，“事后之策”——整改和惩戒之策。预防是上策，所以我们一直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作为我国安全生产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我国的安全文化源远流长，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安全哲学观和精辟的安全方法论。
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目前，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生理需求已得到满足，安全已成为最重要的需求。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安全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期，我国正处于事故和灾难的高发期，不论是自然灾害、生产事故还是刑事犯罪、社会冲突，安全问题愈来愈突出，安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管理者重点关注和改善的对象。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稳定压倒一切”。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保持稳定、和谐，而安全文化就是保证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最后的良药。再进一步讲，不论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看，安全文化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安全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强调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文化，也是先进文化的体现，也要与时俱进，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需求和文明进步。
安全文化概念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为应对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事故而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化。安全文化的现代内涵是由安全科技界的专家提出的，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酿成世界性的核泄漏大灾难，在分析和总结这次生产事故和人类悲剧中，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INSAG）提出了核电站生产的“安全文化”概念。此后人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力提倡开展安全文化研究，安全文化建设也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获得快速发展。安全专家们指出，不仅要从自然科学技术的角度维护安全，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政策对于维护安全也至关重要。社会科学界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这就是“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关于安全使用核能的研究中，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出版的著作《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对“风险”的内涵作了更深刻的解释。“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自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更宽泛，它不仅涉及安全生产领域，而且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同时打破了地理空间的界限，探索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异质性和不安全问题。安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起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由于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安全文化得以不断完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业领域重点推进
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小组（INSAG）提出了《安全文化》报告（INSAG-4），该报告定义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并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业内专家学者的认可。1994年该机构又制定了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针对政府组织、运营组织、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制定了有关安全文化的详细规定。199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表了《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提出了安全文化建设要经历三个阶段：安全技术与法律建设、安全目标与绩效、安全主体责任与自我学习改进等。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NCA）自1997年以来，每年都召开研讨会，对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文化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2）安全文化研究在其他领域的迅速推广
1993年，美国蒙特纳州颁布了《蒙特纳州安全文化法》，要求雇主和员工积极合作，共同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安全。1997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组织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研讨会。澳大利亚矿山委员会也于1998—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国矿山安全文化建设大调查，总结出一些实践经验大力推广应用。目前国外在矿山安全、建筑安全、城市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其他领域也在大力提倡和推广。
（3）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
目前，国外许多公共安全管理类、矿山类、卫生健康类院校均开设有安全管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安全心理学等安全文化类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举办各类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机构，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著作，安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安全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2002年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对“安全文化”的内涵做出诠释：安全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层次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长期保持的、对员工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价值及优先性的认识，涉及每一个人对安全承担的责任，保持、加强和交流对安全关注的行动，主动从失误教训中学习、调整和修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且从履行这些价值的行为模式中获得奖励等方面的程度。
当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安全文化”做出了各有特色的定义，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后面将会进一步介绍。
（4）从单纯安全技术研究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
国外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点是，摆脱了单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困惑，安全理念取得了重大突破，即高度重视安全文化研究，把安全文化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倡导的安全理念从纯粹的技术设计、成本核算和提出技术解决方案转变为重视安全价值和关注安全过程。健康安全在决策过程中的统一，管理者应对其管理范围内的健康、安全负责，员工应该参与有关安全问题的决策，管理部门应该关注有关健康安全的长期计划、便利条件、工作过程分析。具体来讲，安全做到人人负责，安全需要预防，安全是全体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安全是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保障等安全理念。安全文化理念的突破，就是要转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用技术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的模式，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以预防为主，树立科学的安全新理念。
我国的安全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安全是伴随着人类生活及生产活动而产生的。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努力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各种安全问题，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的防灾活动。但安全工程是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的，确切来说，安全文化是社会工业化发展的产物。我国安全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认为我国现代安全文化具有三个特点。
（1）现代工业社会生活的特点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的现代社会（家庭和办公）的特征是：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和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建筑越来越密集化和高层化，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交通越来越拥挤，城市规模也会越来越大等。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各种灾害事故愈来愈多、危害越来越重，在这样的社会中，安全问题已不能仅凭传统安全手段来解决，而是需要复杂的现代技术和有效的安全文化来解决，这要求社会和公众具有现代安全科学知识、安全理念和安全行为能力。
（2）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
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是技术复杂、耗能高、集约化、高速化。一个工业控制台有上百个显示屏或仪表，一个中等企业有上千名员工，一个油罐储存量可达几千吨以上，因此，现代工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后果严重、损失极大，并且现代工业设备通常庞大而复杂，生产、运输和存储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需要多个部门密切合作、准确协调，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这就要求企业员工具有安全生产素质、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3）企业管理方法的特点
随着社会工业化的进展，企业管理方式已经从单纯的制度管理转变为企业文化管理，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企业生产安全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突发生产事故和大火、危化品爆炸等事故频发。总结我国数十年来的安全管理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传统的安全管理方法已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塑造能够实现生产价值和人生价值协调统一的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建立现代安全管理机制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产事故也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呈现出三个特点：①非生产性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多于生产性事故；②事故频发的场所主要集中在交通、家庭、公共设施、休闲娱乐等场所，从生产领域转向生活和生存领域；③关爱生命，把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成为当代安全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现代社会对安全的认知已由局部的、系统的安全转向安全体系，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产、生活等所有领域，人民对风险和灾害的认识，从局部有知发展到自觉和自救互救，提高安全素质已成为社会和公众的基本需要，这标志着我国安全文化建设已进入大众安全文化的新时期。安全文化是发展我国安全事业的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唐山大地震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到全国安全生产周等有关安全的活动，表明社会对安全减灾文化的高度重视，现在安全文化已发展为企业安全文化、社区安全文化、城市安全文化、校园安全文化、居家安全文化等各种领域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日益结合，提高了全民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已深植于大众的自觉行动中。安全文化建设的倡导、弘扬取得了积极进展，大安全观、综合减灾的安全文化建设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在批转国家安全文化研究会专家组关于“编研《二十一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的建议”中，要求认真研究、执行，应将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到跨世纪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尤其应将安全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相结合，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需要安全减灾的总体发展纲要。
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安全减灾的支撑；人民富裕更需要小康安全，要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就必须抓好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
文化与安全的完美结合将会产生巨大利益。随着人们对安全素质的认识从知识、技能、态度和意识扩展到思想、理念、伦理、道德和情感，安全文化已成为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安全文化建设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安全也是生产力。
以美国杜邦公司为例。美国杜邦公司的安全文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获得了巨大的品牌和经济利益，在工业界，“杜邦”和“安全”几乎是同义词，这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示。杜邦公司以生产经营火药起家，早在1812年就把安全放在首位，明确规定进入工作区的马匹不得钉铁掌，马蹄铁须用棉布包裹，以防铁钉碰到火药引起明火。任何一道工序在没有经过公司试验以前，其他员工不得进行操作。杜邦于1911年成立了世界上首个企业安全委员会，1990年设立了“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卓越奖”。对于杜邦的任何会议，无论是内部会议还是与政府首脑会谈，主持人的第一句话都是：“在会议之前，我将向您介绍安全出口。”可以说，杜邦一直致力于安全理念、技术与制度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遵循安全第一的理念；杜邦的安全记录是美国其他工业企业的10倍。良好的安全文化理念、意识和技能使杜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安全意识成为员工潜移默化的习惯和行动。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文化是安全生产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必经之路。社会和公众在安全生产和生活、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社会稳定以及防灾减灾等方面逐渐认识和重视安全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安全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公共安全文化、企业安全文化、减灾防灾文化的实践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高度。
安全文化无论对于防灾救灾还是公众安全教育，正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仍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闯红灯现象还很普遍，没有危险意识；酒后驾车被抓住后往往还振振有词，这说明安全观念离要求相距甚远，以“无危为安，无损为全”为宗旨的安全文化建设在我国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