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力蒸蒸日上，民族凝聚力渐渐增强，文化力量也在攀升。大城市（如伦敦）发展成为文艺活动的中心，《圣经》英译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程度，培育了读者群。尤其重要的是世俗化大潮：这不只是政治权力“由教会和封建贵族过渡到专制君主” ^[1] ，世俗王权占据根本统治地位的态势到伊丽莎白时代逐步稳固，而且表现在普通民众对世俗文艺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君主和贵族对文艺创作和戏剧活动给予赞助与庇护。英国文学顺时而勃兴，到伊丽莎白时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历经清教徒的压制和17世纪的政局动荡，但依然保持了其势能。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应，文艺复兴的英国“上演了一些重要的论争，它们关乎英格兰特性与不列颠特性、不列颠与欧洲及与世界的关系、不列颠政治、不列颠语言和不列颠宗教等” ^[2] 。在此社会文化进程中，英国文学批评响应英国文学的蓬勃发展，顺应社会政治权力局势，开始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话语的自我塑造，“批评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这一观念在这一时期生发。 ^[3]

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斯宾加恩（J．E．Spingarn）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史》（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1899）一书里，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他的分法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第一个阶段以纯修辞学研究为特色，可以从考克斯（Leonard Coxe）1524年左右编撰的《修辞艺术或技艺》（ Arte or Crafte of Rhetoryke ）算起，包括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修辞艺术》（ The Arte of Rhetorique ，1553）和阿谢姆（Roger Ascham）的《教师》（ The Scholemaster ，1570，书中包含关于写作训练中模仿的专论）。正是在这一阶段，英国作家们认识到要把形式和风格作为文学的区别性特征。第二阶段包括盖斯科因（George Gascoigne）的《关于英语诗歌创作或用韵的几点指导意见》（“Certayne notes of i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making of verse or ryme in English”，1575）、普腾厄姆（George Puttenham）的《英语诗歌艺术》（ 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1589）、布洛卡（William Bullocar）的《简明语法》（ Bref Grammar for English ，1586）、哈维（Gabriel Harvey）与斯宾塞的通信、韦伯（William Webbe）的《论英语诗》（ A Discourse of English Poetrie ，1586），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是对实际的语言问题和诗歌韵律的分类与研究。第三阶段以哲学性、辩护性批评为主，其代表是1595年出版的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以及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的《为诗辩护》（ An Apologie for Poetrie ，1591）、丹尼尔（Samuel Daniel）的《为押韵辩护》（ A Defence of Ryme ，1603）。辩护的起因是清教徒对“诗”的攻击，或古典主义者对英语作诗法和押韵的攻击。 在辩护的过程中，批评者们提出并阐发了诗的基本原则。17世纪上半叶为第四阶段，其中心人物是琼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创作指导。17世纪下半叶是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批评的第五阶段，这一阶段英国的文学批评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法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其代表作是德莱顿的《论戏剧诗》（ 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ie ，1668），以及霍布斯与达文南特爵士（Sir William D'Avenant）互通的书信。 ^[4]

斯宾加恩的五阶段划分显示了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脉络。前期的文学研究受修辞学、语法学和逻辑学影响明显，基本上还是在中世纪三大学问的框架内进行，不过学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类，有必要对其特征和意义进行探讨。不妨说这一阶段是中世纪诗歌研究向独立的诗学研究过渡的阶段。到16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为标志，文学批评开始真正地、系统地探讨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和文化趣味、意义、价值等问题，开始为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话语确立范畴和原则。

文艺复兴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既努力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学术经典，又非常重视创新，这一特征在文学批评上也有明显表现。英国批评家们，从威尔逊、阿谢姆到锡德尼，再到琼生、德莱顿，都大量借鉴、引用古典思想家的观点、视角，或为理解、认识当代的现象和问题，或为当代作家指出方向、提供建议。然而，英国批评家们并未僵化地接受古典的思想和原则。从他们对文学模仿、文学的目的和功用等基本问题的定义可以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尤以德莱顿最为突出）认识到古典思想和原则的历史性：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古希腊、古罗马，参照的是当时作家的创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典型例证）。或许正是缘于这样的历史意识，英国批评家们大都能以本土文学为基础，既借用古典原则又对之进行发展、修正，并大力为当代文学辩护。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诗辩”，“为文学辩护，或者为某个作家、体裁进行辩解，组成了文艺复兴文学批评的很大部分”。 ^[5] 辩护的原因不仅有清教徒对诗的大肆攻击（如高森的《罪恶学堂》），也有个体作家间的强烈质疑（如霍华德反对戏剧中采用押韵体）。批评家们要在古典思想和艺术规则、中世纪三大学问、新教（尤其是清教）文艺观、法国文学影响以及现代文化意识、以君主和贵族为中心的王权政治格局等多重因素之间巧妙周旋。例如，锡德尼“从道德立场证明诗的合理性”， ^[6] 德莱顿则以商讨的形式论述戏剧诗之种种具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们近乎异口同声地为英语文学、为“现代性”辩护——这无疑对英国文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廓清道路的作用。另一方面，英国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在辩护中真正成长起来的，诗辩促成了英国文学批评的自我塑造。

为英语文学和现代性辩护，显示出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批评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其背后则是16、17世纪英国的王权和贵族主义意识形态。如批评家霍尔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思想深受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是绝大多数批评者所接受的准则” ^[7]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由女王和贵族所主导的文艺庇护和资助体制，因为文艺资助与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精英阶层——宫廷贵族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文艺的发展牵涉的是女王和贵族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批评家们号召用母语创作的呼声，对史诗、悲剧等文类的描述，对文学功能的阐述，等等，均采取了贵族主义的立场和迎合贵族趣味的策略，本质上均在维护现行君主集权制下的封建社会等级秩序。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前者基本上是规范性的，后者则基本上是描述性的。现代文学批评关心的是“文学性”、文学作品的解读和意义阐释、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等问题，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是核心。但是，文艺复兴时期自始至终，鲜有人试图从作品的内部特征入手来准确评价个体作家的价值，解释作家能力或才华所在，揭示作家想象力之下隐蔽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当时的批评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已经成名的或成长中的作家，普遍关心的是如何写的问题，包括模仿、创造、押韵、格律、选材、修辞、风格和得体等诸多方面。即使他们在分析具体作品，总结出技巧规律，发现作品的优劣，往往也是为写作提供建议和指导这个目的服务。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对英国文学的发展完善、对作家的成长无疑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QmyUX5EZlQA2syEUBgEcKBb+th79/Pdw0oF6IUwW4d/G3Iyq1KCWD9hshQpcIw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