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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对英国文学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坎特伯雷故事》（ The Canterbury Tales ）等诗歌作品，他首创英语诗歌中的英雄双韵体（即五音步抑扬格双韵体）诗行，被尊为英诗之父。乔叟将伦敦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地位，推动了以伦敦方言为基础的英语作为英国统一的民族语言的进程。在文学理论方面，他虽然没有留下阐述文学思想的文章论著，但在一些著作中以各种方式表现了他基本的文学观。乔叟的文学思想涉及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语言，以及文学的功能等许多方面。这些散见于他作品中的观点，由于诗人在英语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成为英国文学理论的源头之一。
乔叟关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创作的各种观点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中世纪的模仿论。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中世纪美学思想认为，世界上一切美都来自上帝，都是上帝之美的“流溢”。文学艺术不是创造美，而是通过模仿来揭示和表现上帝的美。不过中世纪的人认为，上帝之美显然不能直接模仿，文学家们可以模仿的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和因为模仿世界而体现了上帝之美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同中世纪大多数文学家一样，乔叟模仿的主要对象首先是他所说的“权威”（auctour或auctoritee），也就是欧洲历代权威作家和权威作品。乔叟在《贞女传奇》（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开篇就指出，没有人“去过天堂或地狱”，人们只能通过书籍获知“天堂的幸福和地狱里的痛苦”。他进一步说：“如果所有书籍被遗失，/我们将失去记忆的钥匙。”（ll．1-28） [28] 在《百鸟议会》（ Parlement of Foules ）里，他歌颂书籍：“从古老的田野，/年年产出新谷，/从先前的典籍，/人们必将获得新知。”（ll．22-24）在乔叟现存著作中，有不下13处谈及和称颂他所尊崇的“权威”。 [29]
模仿“权威”是中世纪文学创作的通行做法，但是，中世纪的文学模仿并非表层上的复制，而是要深入精神层面，模仿上帝的美与善，揭示普遍的真理。文学家们可以从权威处获得灵感，也可以从其他作品借用材料，但他要探索何种问题，表达什么思想和情感，如何体现上帝的美与善，则需要依靠自己的天分、修养、洞察力和创造性。乔叟对权威的运用和改写表现出他独特的创造性。在《声誉之宫》（ The House of Fame ）里，叙述者梦见自己在维纳斯神庙里阅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但展示在他眼前的荻多和埃涅阿斯的爱情故事却出自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样的非理性混乱是乔叟的神来之笔，使之更具梦境的真实性，而且还巧妙地揭示了文学的虚构性：埃涅阿斯的人物形象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塑造。同样在《贞女传奇》里，乔叟也通过颠覆克勒帕特拉的荡妇形象揭示文学的虚构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认为文学家可以不必顾及真实。只不过他和中世纪文学家们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真实而非叙事层面的事实，他相信文学必须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便准确表达建立在基督教思想和道德观念之上的关于人、关于人性、关于人类社会的真实。
乔叟在尊崇“权威”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经验”（experience），即实际生活。在其现存诗作里，他至少直接提到或阐述经验达九处之多。 [30] 比如，巴思妇人在其《引言》一开始就根据她五次婚姻的丰富经验宣称：“要说到婚姻生活的可叹可悲，/那么即使世界上没别的权威，/我凭经验也有足够的发言权。”（358）乔叟不一定完全同意巴思妇人的一些激进观点，但他在尊崇权威的同时也关注现实生活则是不争的事实。奎恩认为，由于乔叟在创作中关注和表现现实，他发展出独特的诗歌艺术来保护自己。奎恩系统地研究了乔叟如何运用中世纪人“所熟悉的各种文学形式来反映（他的受众）和他自己所关注的事情”，认为乔叟的“诗学”“既表达又掩盖”诗人自己的思想以及他对现实和周围的人进行的表现和评述。她将其称为乔叟的“掩盖诗学”（poetics of disguise）。 [31] 这种手法使作者隐藏在作品人物之后，由人物出面讲述或评论。也有乔叟学者将其称为“扮演艺术”（art of impersonation）。 [32] 这种诗歌艺术有利于宫廷诗人掩护自己讲述在某些场合不太适宜的故事或表达与受众相左的观点。在中世纪语境中，诗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对现实生活的指涉不论是表达还是有意识地掩盖都反映出他对现实的关注。乔叟的“掩盖诗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都最突出地表现在《坎特伯雷故事》里。
在英国文学史上，《坎特伯雷故事》的文学成就和它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思想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英国第一部直接以作者时代的英格兰社会为背景、直接描写与他同时代各阶层英格兰人的重要作品。在这部文学巨著里，乔叟生动地塑造了一群前往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描写了他们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朝圣旅程。香客们来自当时英国几乎所有阶层和主要行业，形成了中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缩影。他们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组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群像。
对于乔叟塑造的这些个性化文学形象，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德莱顿别有见地地指出：“所有的香客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他们的故事的内容与体裁，以及他们讲故事的方式，完全适合他们各自不同的教育、气质和职业，以至于把任何一个故事放到任何另外一个人口中，都不合适”。 [33] 正是因为这些香客—叙述者是个性化了的人物，他们与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内在统一性，他们的性格决定了讲什么样的故事。这种内在统一性很好地体现了文学中的“合式”观。不仅如此，乔叟还因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戏剧性独白。戏剧性独白的核心不在于说话者说什么，而在于他说的话以及说话的方式揭示出他是怎样的人。乔叟笔下香客们的故事和语言戏剧性地揭示出他们各自的身份、性格、教养和内心世界，把他们塑造成个性鲜明的人物。戏剧性独白后来在莎士比亚、玄学派诗人那里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诗人勃朗宁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作里达到顶峰。
乔叟在作品中一再表达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个性化人物塑造，强调要在“细述这故事之前”揭示香客—叙述者们是“什么人，属于哪个阶层”：
我觉得比较合情合理的做法
是根据我对他们各人的观察，
把我看到的情况全告诉你们：
他们是什么人，属于哪个阶层，
甚至还要说说他们穿的衣裳——（5）
只有在揭示和确定其特点和身份后，诗人才能使香客—叙述者们表现其个性化的行为举止，以个性化语言讲述那些“完全适合他们”各自的本性、利益和教养的故事。
香客中许多人来自社会下层，缺乏教养，往往使用粗俗的脏话俚语。在中世纪文化氛围里，考虑到受众主要是宫廷成员，许多还是上层社会的女士，因此乔叟专门在《总引》里用21个诗行（ll．725-745）来“掩盖”自己。他强调，那是香客们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作为诗人，他仅仅是那些话语和故事的忠实记录者。“任何人要复述别人讲的故事，/就得尽量复述原话的每个字”，“要不然他就使那些故事走样”（28）。在磨坊主故事的《引言》里，乔叟又用了16个诗行（ll．3171-3186）再一次强调自己只是原文照录：“故事得照录，不管是坏还是好，/要不然，就是我对材料掺了假。”（111）乔叟如此反复声明自己忠实于人物，忠实于人物的性格、语言和故事，除了掩盖自己，实际上也是强调要忠实于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人。这在寓意模式和浪漫传奇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英格兰文坛无疑是空谷足音，可以说是英语文学史上现存记录中最早的“诗辩”。
早在14世纪70年代中期，乔叟在《声誉之宫》里就对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关于诗歌创作的诗歌。他在诗中表示，脱离生活现实的宫廷文学是一片没有生机的“沙漠”（l．489），诗人应该到现实生活中收集创作“信息”。他说自己在工作之余，只闭门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从不东走西串，也不听闲言碎语，因而写作“信息”（tydyngs）告罄，所以朱庇特派雄鹰前来，带他去收集“信息”，也就是创作材料（ll．642-660）。后来在《百鸟议会》里，诗人梦中的带路人也对他说：“你能观察”，“我将带你去把写作材料获取”（ll．158-168）。《声誉之宫》和《百鸟议会》这两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就是表现梦中的诗人对寓意现实生活的“声誉之宫”“谣言之宫”和“百鸟议会”的“观察”。乔叟在这些作品里强调来自现实生活的“信息”是文学创作的“写作材料”的观点，及其对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中世纪英语文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乔叟复活了悲剧精神。乔叟毫无疑问是中世纪欧洲第一位既比较准确理解悲剧的性质，同时又有意识地创作悲剧性作品的文学家。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乔叟为悲剧下了一个定义：
悲剧是某一种故事……
其主人公曾兴旺发达，
后从高位坠落，掉入苦难，
最终悲惨死去。（ll．2770-2774）
[34]
这个定义至今广为学者们引用，来说明中世纪后期人们对悲剧的理解，分析那时的悲剧故事同古典悲剧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悲剧之间的异同。乔叟的悲剧思想主要来自他翻译过的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里关于命运变化无常的观点。
[35]
乔叟在生前就已被尊为“哲学诗人”，就因为他一直在对天道、对处在中世纪无休止的社会动荡中人的命运进行思考。在14世纪70年代，他又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对天道和命运的思考，波伊提乌关于命运和悲剧的观念，以及人文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在他思想中的碰撞终于促使了悲剧精神在中世纪的复苏。他在那期间根据自己对悲剧的理解创作出《修士的故事》、《帕拉蒙和阿赛特》（即《骑士的故事》）、《特罗伊洛斯与克瑞茜达》（
Troilus and Criseyde
）和《贞女传奇》等一系列具有一定悲剧色彩的作品。他还把长篇诗作《特罗伊洛斯与克瑞茜达》直接称为“小小的悲剧”（V，l．1786）。当然乔叟所说的“悲剧”实际上都是“故事”而非戏剧，但他的定义和他的悲剧性作品表达出悲剧的基本精神。乔叟关于悲剧的基本观点不仅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后来都融入莎士比亚的悲剧观。
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悲剧的成就远高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这或许同英诗之父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不无关系。
乔叟的文学思想中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文学的功用。他认为文学能给人以教益、乐趣和心理慰藉。他的第一部重要诗作《公爵夫人书》（ The Book of Duchess ）就表现了文学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在《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里，乔叟指出，最好的故事必须“最有意义最有趣”（of best sente＇nce and most sola＇ce）（30），它既给人“教益”，也让人“消遣”、找“乐趣”。这可以说是乔叟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总结。提升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愉悦作用、强调教与乐并重是文艺复兴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对古典文学思想的复兴，在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表现。
作为一个“哲学诗人”，乔叟在欧洲传统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学语境中，深入研究欧洲古典和同时代的文学成就，努力探索和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对文学和创作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文学思想和观点。乔叟文学思想的基础是模仿，而现实主义的不断加强是其发展的主要倾向。他在诗歌艺术和文学创作上为英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表达的文学思想对英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中世纪无疑是英国文学批评的发轫阶段。虽然没有出现系统的、针对英国文学或英语文学问题的批评论著，只有一些见于各式各样文字中的零散的评述和评注，或是关于修辞学的拉丁文专论，但是，这些零散的材料标志着英国批评实践的开始和批评意识的生发，它们是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撰稿人：王守仁、肖明翰）
[1] Andrea Nightingale，“Mimesis：Ancient Greek Literary Theory，” in Patricia Waugh，ed.，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An Oxford Guid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7.
[2] M．H．Abrams，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9），p．31.
[3] M．H．Abrams，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9），p．47.
[4] King Alfred，“Preface to Gregory's Pastoral Care ，” The Cambridge Book of Prose and Verse：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Cycles of Romance ，ed．George Samp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4），p．74.
[5] M．A．R．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MA and Oxford：Blackwell，2008），p．175.
[6] Alex Preminger，et al．eds.，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4），p．266.
[7] 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27.
[8] 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22.
[9] Alastair Minnis ＆ Ian Johnson，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II：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368-369.
[10] Alastair Minnis ＆ Ian Johnson，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II：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34.
[11] Charles W．Eliot，ed.， Prefaces and Prologues to Famous Books with Introductions，Notes and Illustrations （New York：Cosimo，2009），pp．19-21.
[12] Charles W．Eliot，ed.， Prefaces and Prologues to Famous Books with Introductions，Notes and Illustrations （New York：Cosimo，2009），pp．23-24.
[13]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Daniel D．McGarry（Gloucester，MA：Peter Smith，1971），pp．60-61.
[14]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Daniel D．McGarry（Gloucester，MA：Peter Smith，1971），pp．51-52.
[15]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Daniel D．McGarry（Gloucester，MA：Peter Smith，1971），p．49.
[16]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Daniel D．McGarry（Gloucester，MA：Peter Smith，1971），p．56.
[17]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Daniel D．McGarry（Gloucester，MA：Peter Smith，1971），p．117．
[18]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p．188.
[19]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 ，p．148.
[20] J．W．H．Atkins，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The Medieval Phase （New York：Peter Smith，1952），pp．89-90.
[21]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trans．Margaret F．Nims（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2010），p．21.
[22]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trans．Margaret F．Nims（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2010），p．25.
[23]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trans．Margaret F．Nims（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2010），p．40.
[24]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trans．Margaret F．Nims（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2010），p．41.
[25]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p．72.
[26]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p．77.
[27]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p．78.
[28] F．N．Robinso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7）．文中对乔叟作品的引用，除《坎特伯雷故事》外，均出自此版本，下面引文的页码或诗行随文注出，不再加注。
[29] Norman Davis，et al．eds.， A Chaucer Glossa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9.
[30] Davis，et al．eds.， A Chaucer Glossary ，p．51.
[31] Esther C．Quinn， Geoffrey Chaucer and the Poetics of Disguise （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8），p．2.
[32] Marshall Leicester，“The Art of Impersonation：A General Prologue to the Canterbury Tales ，” in V．A．Kolve and Glending Olson，eds.， The Canterbury Tales：Nine Tales and the General Prologue （New York：Norton，1989）：503-518.
[33] C.F.E．Spurgeon，ed.， Five Hundred Years of Chaucer Criticism and Allusion，1357-1900， 2 vols（New York：Russell，1960），p．278.
[34] Geoffrey Chaucer，“The Prologue of the Monk's Tale，” in A．C．Cawley，ed.， Canterbury Tales （London：J．M．Dent ＆ Sons Ltd，1984），p．433．译文参考了《坎特伯雷故事》，黄杲炘译，第267页。
[35]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W．Cooper（London：Dent，1902），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