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The Middle Ages）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这三个日耳曼部落开始从丹麦以及德国北部地区向不列颠迁徙。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留下了一批数目可观的古英语文学作品。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学一样，英国最初的文学不是以书面形式存在，而是以口头形式传诵的。各种故事与传说先经口头流传，然后在讲述中得到不断的加工、扩展，最终形成抄本。古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流传下来的英国文学写于400年的时间内（约680—1100年），主要是头韵体诗歌，这些诗歌现存三万多行，保存在四个中世纪的抄本中。

中世纪虽然缺少系统的针对英国文学的批评论著或学术文章，只有一些散见于各类文字中的评述和评注，或是关于修辞学的拉丁文专论，但这些零散的材料标志着英国批评实践的开始和批评意识的萌芽，是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南丁格尔（Andrea Nightingale）认为，当口头的艺术作品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时，文学批评便出现了。 ^[1] 可以说，伴随着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英国文学批评已经开始萌芽。

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奠基者无疑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贺拉斯等古希腊先哲，他们拥有为西方的文学研究开疆拓土之功。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史诗、戏剧和颂歌的创作是为了取悦听众，属于修辞学的艺术，伴之而生的是诗歌比赛中的裁判，即评论家krite-s（“a judge”）。那时关于想象性写作的言说与考察，是以高度理论化的方式进行的，成为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著。而对这部著作的传阅、翻译、评注在中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开始，带动了以评注为主的中世纪批评话语。这些关于模仿、语言训练、文本意义阐释的看法，已然包含了影响后世英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元素。

古英语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贝奥武甫》（ Beowulf ）既是迄今已知的英国文学中最古老的叙事诗，也是当时整个欧洲最早用当时的一种民族语言写成的长篇诗作。这部史诗取材于日耳曼民间传说，随盎格鲁-撒克逊人传入英格兰。现存最早的抄本于8世纪初叶出自不知名的英格兰诗人之手。《贝奥武甫》在两个场合提到了行吟诗人（scop）。第一次是丹麦国王合罗斯加建造了一座宴会厅，命名为鹿厅，天天在此宴酬作乐。行吟诗人吟唱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使得武士“充满欢乐”。 ^[2] 在一定程度上，是行吟诗人的歌声和琴声惹恼了妖怪格兰代尔。第二次是贝奥武甫打败妖怪格兰代尔之后，合罗斯加在鹿厅举行庆功宴，行吟诗人以唱歌和弹琴的方式，讲述故事，为武士提供娱乐。 ^[3] “合罗斯加的行吟诗人”作为国王的御用诗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凭借自己的音乐技艺，在重要的场合为国王及其臣民提供娱乐，同时通过讲述基督教故事、本民族历史和传说，重复并延续集体的记忆。《贝奥武甫》中关于行吟诗人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诗人的特征。首先，行吟诗人附属于国王或宫廷，如果表现不佳，就有可能被替换。第二，作为表演者，诗人在听众面前即席吟唱或背诵，诗歌形式是口头而不是书面的。第三，诗人通过吟唱故事，为听众提供娱乐，同时也扮演教育者和历史记忆贮藏者的角色。《贝奥武甫》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史诗，并无文学批评的意识，但作品留下了关于诗人（作者）的地位、创作方式、功能等涉及文学批评基本要素的记载。

古英语时期的另外一种文学样式是散文。早期散文主要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宗教著作和法律文件。历史学家比德（Bede，约673—735）用拉丁文撰写了论文《论诗法》（ De Arte Metrica ，701）和《论修辞》（ De Schematibus et Tropis ，701）。两篇论文在性质上属语法学研究，关心的均为诗歌表达的语言形式。《论诗法》解释了字母和音节之间的区别，着重说明拉丁文诗的音步和节奏，《论修辞》讲解《圣经》诗篇中修辞格的运用。比德的《英格兰教会及人民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731）代表了这一时期用拉丁文写成的散文著作的高峰。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 ，849-899）后来将该书从拉丁文翻译成古英语，成为历史上用古英语进行翻译和创作散文的第一人。阿尔弗雷德对英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编写并且在他死后由他人继续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他为了改变当时学术落后的面貌，兴办宫廷学校，从拉丁文著作中选出“对所有人来说最需要了解”的优秀作品，组织学者将其译成英语。阿尔弗雷德关于翻译的议论散见于他为译著撰写的序言中。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司牧训话》（ Cura Pastoralis ）译序中，阿尔弗雷德描述自己做翻译“有时逐字逐句，有时根据意思”。 ^[4] 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作为读者的译者，有可能误读原著。将翻译视为理解与阐释，这与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关于文本意义可以有多重解读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中世纪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学问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是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cathedral schools）及初建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语法、修辞学、逻辑学是基础课程。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均为“研究语言和论说的学科，关心表意和理解”， ^[5] 欧洲中世纪的文学文本分析在不同时期通常被纳入这三大领域之内，“每一划分方式会造成与各划分方式所隐含的功能相关的、截然不同的批评形式”。 ^[6] 英国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杰弗里·文索夫的论著就显示出中世纪思想中这三大学问所具有的重要的观念形态意义。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关心的主要是语言层面、技术层面的要素，不过，约翰、杰弗里·文索夫等人就模仿、语言训练、文本意义解释等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有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有的在19、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得到响应。到14世纪后期，高尔（John Gower）、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特别是“英诗之父”乔叟的作品开始体现出朦胧的文学自我意识。所有这些，显示出中世纪的学者们均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学艺术和实践有所思考。

如同在中世纪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基督教在当时的英国占有重要地位。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教会神职人员开展神学研究，论证基督教教义，同时将宗教著作翻译成英语，以满足广大不懂拉丁语的民众信仰的需求。对原文或译文进行评注是中世纪常见的做法。抄写员在抄写文稿时往往会故意留出空白或页边，供后人写评注。评注的形式包括批注（gloss）、解释（exposition）、诠释（exegesis），涉及提供背景知识、讲解疑难词义、阐发深奥寓意等。评注既有用拉丁语的，也有用英语或者是双语的。中世纪人对文本的看法颇具“后现代”色彩：他们并不以为对文本的解读是绝对或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积累，不少评注是所谓“评注的评注”，即对前人的点评或肯定，或纠正，或补充。

“评注是整个中世纪批评话语最为普遍的形式。” ^[7] 除基督教宗教典籍外，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少数作品也是评注的对象。僧侣们为了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圣经》，用统一的拉丁文在欧洲各教会之间进行联系，也要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学习古代语言。因此，教会在排斥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中，又成为其“保留的力量”。 ^[8]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得以被传阅、翻译和评注。如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 Aeneid ）译成苏格兰英语，并附有“一篇短评”。在其译文和批注中，道格拉斯广泛参照前人的评注，还查阅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薄伽丘的《异教诸神谱系》（ 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 ）等著作。有学者认为，道格拉斯将其译著“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学术性评注之作”。 ^[9] 评注作为一种阐释、判断行为，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同时体现出当时通行的价值观和标准。不仅如此，从乔叟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评注是中世纪“作家和读者们形成、表达自身文化身份的方式的一部分” ^[10] ，其精神已经渗透于作家的创作中。

到中世纪末期，印刷出版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印刷商也以写序的形式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中。1476年，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在伦敦开办英国首家印刷社，他一生出版近百部书籍，其中70多种是英文书，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克斯顿通晓多种语言，经商之余，从事翻译，并为他所刊印的书写序。他在《坎特伯雷故事》第二版序（1484）中称赞乔叟为“伟大的哲学家”“桂冠诗人”，《坎特伯雷故事》具有“高贵、智慧、文雅、快乐，以及神圣和美德”等品质，阅读这些故事有益于“灵魂的健康”。 ^[11] 卡克斯顿在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的序（1485）中谈及有关亚瑟王历史真实性的争议，但他印书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过去时代骑士们“高尚的行动”“文雅而合乎道德的事迹”，以便“从善去恶”。他指出阅读该书可以带来愉悦，而是否相信亚瑟王传说的真实性，则由读者“自行决定”。 ^[12] 卡克斯顿不仅是英国第一位印刷商，也是英国最早发出本土批评之声的人物之一。 ITxJ8I7lrfSyyp4xlzoDdzLsTSKBvvzXdFLDsNcmByLRzMeEUkduhhHW9c7vBB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