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昆西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的一个商人家庭，少时叛逆，曾于17岁那年出走至威尔士，后隐居伦敦。与家庭和解后，他于1803年就读牛津大学。此后数十年间，他涉猎广泛，著述包罗万象，评论涵盖文学、历史、经济以及德国形而上学，兼及世界各国时务，可谓博闻多识，但其论述也常因浅尝辄止、有失偏颇而为人诟病。1814年大学期间，德·昆西因病首次服用鸦片镇痛，遂渐成瘾，终生未戒。1821年，他基于自身经历的散文《一位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 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在《伦敦杂志》（ London Magazine ）连载，因其诗意和富于幻想的文风而享誉一时，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该文后于1821年刊印成书出版。德·昆西也是华兹华斯较早的崇拜者，自1807年起，他结识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并与二人交好，过从甚密，还曾租住华兹华斯位于格拉斯米尔村湖畔的一所旧居，后又与华兹华斯渐生嫌隙，以致彼此疏远。1833—1840年，他的回忆录《湖畔忆往》（ Lake Reminiscences ）在《泰特杂志》（ Tait's Magazine ）陆续发表，披露了他与湖畔派诗人的交往经历。德·昆西的妻子于1837年去世，次子贺拉斯中尉随军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42年死于中国，时年22岁。在种种打击下，并因长年服用鸦片，德·昆西在晚年日显孤僻古怪，常常耽于鸦片引致的幻想，于1859年死于苏格兰爱丁堡。

德·昆西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著述颇丰，上溯古希腊戏剧，下迄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既点评莎士比亚、弥尔顿和蒲柏等英国文学大家，又旁涉歌德、席勒等德国作家的作品。总体而言，他的文学视野是欧洲的，而不囿于英国传统。

德·昆西的文学批评常常围绕着他区分的一对核心概念展开，即“力量的文学”与“知识的文学”。他在1823年发表的系列文章《致教育被忽视的青年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Man Whose Education Has Been Neglected”）中首次阐述这对概念， ^[8] 后于评述哥尔德斯密斯和蒲柏的文章中进一步予以阐发。 ^[9] 德·昆西的文学是广义的，包括任何提供知识的作品，可以是词典或议会报告。他认为文学旨在传达力量，而知识的传递则是次要的，甚至是“反文学”的。德·昆西称他的“力量说”得益于与华兹华斯的交流，其背后则隐含着特别的批评意识。这一区分可以视作对两种既有文艺理论的回应和批评：一是自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以来直至18世纪欧洲通行的文学功能的二分法，即教诲读者或愉悦读者；二是华兹华斯的看法，即认为诗歌是愉悦和知识的统一体。针对古典的区分，德·昆西指出，知识的对立面并非愉悦，而是“力量”。文学的“力量”并不在于通过传递客观知识实施教化，而是“感化”读者，唤醒沉睡于人们潜意识中的感情和真理，并进而激活人类的生命力和主体意识。在德·昆西看来，力量不仅诉诸日常感受，更能升华人的精神，使人的存在超拔于尘世之上。相较而言，知识只是平面上的推进；力量则依存于人的道德品质，能够“操练和扩展”人对“无限”和真理的“体认”。 这里可以看出，深受同时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熏陶的德·昆西，把文学创作和接受视作一个求真和求善的过程。文学诉诸个体感觉经验，表现人的激情和欲望，因此有别于说教，但文学最终指向超验真理，又有别于纯粹的愉悦。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德·昆西认为知识是可译的，力量则是无法通过翻译充分表达的。

德·昆西对“力量的文学”和“知识的文学”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华兹华斯对诗歌和科学的区分：不同于科学家，诗人传达的真理是“我们存在的必要部分”，也是“联结全人类的纽带”，而科学知识往往是孤独的，只为发现者所占有和理解。同时德·昆西又以“力量说”批评了华兹华斯强调的诗歌的基本原则为“给予即刻的愉悦”，这可以说是超越华兹华斯诗歌理论的一个尝试。 ^[10]

总体而言，德·昆西的批评并不以理论见长，而多融汇在他对具体作家和文本的评述中。在英国作家中，德·昆西极为称颂莎士比亚的才华。《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 ”）一文是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这篇短文以小见大，从读者心理角度探讨了寻常的敲门声如何能达到摄人心魄的美学效果。他认为，日常看待谋杀，往往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因此感受到的不外乎求生本能，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诗人则可以设身处地挖掘罪犯的心理，描摹“激情的风暴，——嫉妒、野心、复仇、仇恨”，“这使罪犯的内心沦为地狱，我们便要看一看这地狱的模样”。 ^[11]

相比之下，德·昆西对同时代作家的批评有时则显得苛刻。在浪漫主义诗人中，他较为尊敬的是华兹华斯，赞赏他诗歌的内容和主旨，但对华兹华斯关于诗歌语言的主张颇有微词。华兹华斯主张诗歌应使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而德·昆西认为这有以偏概全之嫌。他指出，以撒克逊语汇为主的日常语言适用于抒情诗，表达私人感受，但宗教性和思辨性诗歌，则应以拉丁文为代表的书面语为主。 ^[12] 华兹华斯的追随者奉口语为圭臬并推至极端，认为“穷人的语言即是诗的语言”，进而欲照此“改正”和“净化”传统书面化的诗歌语言，更是“酿成了大错”。 ^[13] 在德·昆西眼中，较之其有失偏颇的语言观，华兹华斯对主题的把握则成功得多：他善于捕捉对立的事物之间微妙的互动和转化的关系，如《我们是七个》一诗中，透过孩童的感知，原本互不相容的生与死获得了沟通。 ^[14] 华兹华斯诗歌神奇的力量能够唤醒人们心中沉睡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让我们严肃对待此前微不足道的一个印象，或是刹那间揭示出曾是不相关的、独立的事物之间的一处联系……这样的发现并不亚于天文望远镜的直观的发现……” ^[15] 华兹华斯常常能够呈现习焉不察的自然现象所蕴含的独特意味，写到云朵、黄昏或是食草的牛群，他都能发人之所未发。 ^[16] 在《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文中，德·昆西主要从生平经历入手评述雪莱的个性、品行与思想，特别是其“反基督教的疯癫”和革命主张。 ^[17] 他引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开篇的题诗，佐证雪莱“深深的诚挚”及其革命的初心。 ^[18] 他赞赏《钦契》中用刻画黑暗来反衬女主人公天使般的禀性和故事中受难者的光辉，这可能因为这样的叙事契合了德·昆西本人对“对立原则”的推崇。 ^[19] 德·昆西指责济慈诗歌中对母语的使用是“放肆”的，如同“水牛蹄一样践踏”英语。 ^[20] 在他看来，《恩底弥翁》充斥着“仲夏的疯癫”，如同“蜡制的纤巧缀饰或镀金的花哨摆设般一文不值的大杂烩”。 ^[21] 德·昆西对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严厉批评不乏有失公允之处。

总体而言，德·昆西主张的“力量说”及对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批评，并未跳出浪漫主义的传统。然而，他的创作和批评还有较少为人提及的另一面，即“暴力美学”思想。欧洲现代派的先驱之一波德莱尔极为推崇德·昆西，在他自述吸食鸦片和大麻体验的《人造天堂》（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1860）一书中，用多半篇幅引述并评注德·昆西《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的行文因枝蔓丛生而常为人诟病，但在波德莱尔看来，“发散性”的写作恰恰是德·昆西独特的审美趣味所在：“德·昆西的思想不仅是蜿蜒的……而且是自然地盘旋的。” ^[22]

德·昆西较同时代的审美和文艺批评观念有较大突破，这体现在他把世人眼中罪恶、堕落或颓废的活动与体验（如吸食鸦片和谋杀）也纳入了“艺术”范畴，作为纯然的审美对象加以剖析，予以歌颂。在《论高雅艺术之一的谋杀》（“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1827）一文中，德·昆西便开宗明义地提出，谋杀无疑是罪恶，社会有责任在其发生前介入并加以阻止，但一旦谋杀既成事实，则可以抛开道德评价，以纯然审美的眼光赏析。 ^[23] 在该文及后续文章中，他继续阐发这一主旨：谋杀“如果用品位衡量，则是一项十分值得褒扬的表现”，而人们应该学会像他本人一样，成为谋杀这门艺术的“鉴赏家”。 ^[24] “以高雅的品位衡量，一桩谋杀和另一桩之间有好坏之别。不同的谋杀在价值上有着细微的差别，正如雕塑、绘画、演说、浮雕与凹雕等。” ^[25] 在一系列文章中，德·昆西导引读者游览“谋杀的画廊”，从创世纪中该隐杀害亚伯的故事到英国当年轰动一时的谋杀案，逐一鉴赏。这一将审美与道德分离的看法十分接近其时刚刚萌芽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后于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为佩特和王尔德所发展。

德·昆西的文学批评思想既继承了同时代的浪漫主义传统，强调文学的感染力，同时又别开生面，着力呈现梦幻、陶醉状态中的个人想象，探讨罪恶与堕落的美学，推崇迂回、散漫的写作风格。德·昆西可以视作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批评思潮演变之转捩点。 kgw46vRdt4beC5g1VQGpePSwd8ha6LtiMiP0wTDXBQ4YGQnVdRQD7MtvKU5FB5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