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卡莱尔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生于苏格兰南部邓弗里斯郡一个叫作埃克尔费亨的小村庄，年轻时深受虔诚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父母影响。1809年，14岁的卡莱尔进入爱丁堡大学读书。父母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并没有攻读学位。1814年，卡莱尔离开爱丁堡大学，做了一段时间数学老师。1819—1821年间，卡莱尔回到爱丁堡大学，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德国文学和文化类书籍，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思想的影响，对宗教产生怀疑。从1822年到1832年十年间，他先后发表了二十几篇有关德国文学的重要文章，并翻译了包括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1824）在内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撰写出版了《席勒传》（ 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 ，1825），成为德国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此后他的研究重心开始偏离德国文学。1828年、1829年和1833年，他先后写过几篇关于彭斯、伏尔泰、狄德罗和约翰逊的文章。这些文章，特别是1828年发表于《爱丁堡评论》的《论彭斯生平》（“The Life of Robert Burns”）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836年，他的虚构作品《旧衣新裁》（ Sartor Resartus ，1833-1834）在美国首次发行单行本，给他带来了较高的声誉。此后他的重要作品陆续出版，包括历史学著作《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37）、演讲集《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1841）、社会文化论著《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1843），使他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坛的一颗巨星。

卡莱尔思想渊博，其作品内容丰富庞杂，涉及历史、文学、社会、文明与文化，因此被冠以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评论家、社会理论家等各种称号。学界对他的英雄史观和历史批评予以较多的关注，对他在文学批评上做出的贡献却鲜有论述。卡莱尔的文学批评首先开始于他的德国文学研究，第一部著作《席勒传》总结了席勒的一生，并通过引用、翻译大段剧本对其主要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席勒在其人生中的不同阶段所创作的戏剧和诗歌反映了其思想和创作技巧的逐步成熟。例如，席勒的早期作品《强盗》（ The Robbers ，1781）中人物刻画不够成功，是因为年轻的席勒阅历尚浅，不了解人的复杂性。但三年后出版的《阴谋与爱情》（ Intrigue and Love ，1784）中，人物就显得更富有活力，场景描述也愈加生动，表明他的创作功力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日臻成熟。《唐·卡洛斯》（ Don Carlos ，1787）是第一部标志着其创作技巧已完全成熟的戏剧作品。卡莱尔在《席勒传》中认为作品与作者、与作者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虚构作品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还指出席勒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其中充斥了强烈的感情，而这一点是因为作者本人满怀激情：“感动他人的最大诀窍是，诗人首先要感动自己。” ^[4] 除了席勒，卡莱尔对另外两位德国作家歌德和让·保尔也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并对他们的作品做出评价。他力劝好友爱默生阅读歌德，因为他本人十分欣赏歌德：“在欧洲的漫长年代里，他拥有我所发现的在任何程度上唯一‘健全’的心智。他第一个令人信服地向我宣布——令人信服，是因为我亲眼见其完成——看哪，甚至在这一代缺少信念、贪图享乐的人中，甚至当一切皆去，留存的只有饥饿与伪善之时，人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 整体而言，卡莱尔在论述德国文学时，采用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注重探求作者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表现出以作家意图为旨归的批评方法。他的文学批评常以嵌入作者传记的方式出现，他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总是和对作者的评价相结合。在他看来，欲分析其文，必先了解作者其人；对作品的分析常常导向对作者人格、美德、弱点的评价。这一点在他那部体裁上难以归类的《旧衣新裁》中也有体现：以探讨一位虚构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情作为切入、展现、揭示其哲学观点的主要途径。

卡莱尔的德国文学批评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为当时爱丁堡和伦敦的批评界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卡莱尔之前，爱丁堡的书评家、批评家的批评观点总是带有政治偏见，而且形式单一：列举某个作品的优缺点，在伦理问题和自由思想的权衡上徘徊。卡莱尔则借鉴了德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致力于理解作家作品及其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赋予作者活力的精神，并研究作者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 ^[5] 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他采用这种批评方法，深入作者的内心活动和创作动机，兼顾周围环境的影响，揭示作者本性的弱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彭斯生平》（ The Life of Robert Burns ，1828）中，卡莱尔详细地总结了彭斯生前困顿、身后荣耀的一生，评价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和品格以及他整体的创作风格，并引用其具体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彭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诗人，他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天然真诚，但在其生命后期也受到当时社会观念的腐蚀，郁郁而终。卡莱尔将彭斯与拜伦相比，认为拜伦诗歌中的人物不够真实天然，过于戏剧化，看起来像是为特定场景而展出的，常显得过于庄重威严。相较而言，彭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位诚实的作家。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伟大还是卑微，他总是清晰、简朴、真实，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6] 另外，卡莱尔认为彭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一般的诗人常试图找到宏大的主题，彭斯却能够立足当时当地的真实生活，使所有的话题都趣味盎然，从而吸引了各个阶层的、大批的读者。不过，他认为彭斯的诗并不完美，没有完全体现他作为诗人的天赋，大部分诗“只是偶尔的情绪宣泄，未经深思熟虑即喷涌而出，以它所提供的方式表达激情、观点或当时的心情”。 ^[7] 卡莱尔表示，这只是相对于彭斯的天赋而言。总体上，他对彭斯的诗作仍然持赞赏的态度，认为这些诗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刻画了坚强、自然的人物。同时，他也赞赏这些诗歌韵律和谐、描绘生动，表现出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卡莱尔对于诗人、诗歌、文人、文学的整体看法在其1840年的系列演讲（后收录进演讲集《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中体现得更为系统、完整。该演讲集共分为六讲，分别论述了以奥丁为代表的神明英雄，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英雄，以但丁、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诗人英雄，以路德、诺克斯为代表的教士英雄，以约翰逊、卢梭、彭斯为代表的文人英雄和以克伦威尔、拿破仑为代表的帝王英雄。其中第三讲“诗人英雄”和第五讲“文人英雄”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在“诗人英雄”中，卡莱尔首先谈到了诗人的地位。在他看来，诗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英雄。诗人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英雄人物，诗人一旦产生，就为一切时代所拥有”。 他将诗人与先知比较，认为两者共同拥有深入宇宙神圣奥秘的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共性，都属于“预言家”。两者的区别在于，先知强调理解神圣奥秘的“道德方面，如善与恶、义务与戒律”，而诗人看重理解审美方面。“前者可称之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启示者，后者则是人们喜好的启示者。但实际上，这两个领域是彼此相通、不可分割的。”

随后，卡莱尔谈到了“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必费时间给诗人下定义。诗人与一般人之间并不像圆与方之间那样有特殊的区别，因此，一切定义都必然或多或少带有任意性。当一个人自身的诗的素质发展到足以引人注目时，就会被其周围的人们称为诗人。” 虽然诗人很难界定，但他认为可以通过界定“什么是诗”间接地确定哪些人可以被称为诗人。为此，他首先谈到诗的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可传统中对诗的通俗看法，认为“诗的特征是韵律，其中有音乐，是一首歌”，诗意的描写应该“真正具有音乐的和谐，这种音乐的和谐不仅表现在字面上，而是蕴含在核心与实质中，体现在它的一切思想和表述中，渗透在它的整个观念中”。 换言之，诗的本质在于其内在的一致与和谐，表面上的韵律、节奏等并不构成真正的诗。真正的诗应该是“富有音乐的思想”。 真正的诗人应真诚且有深远的洞察力。

以但丁和莎士比亚为例，卡莱尔论述了他对诗人和诗的理解。他对但丁和其传世之作《神曲》不吝赞誉之词，认为但丁作为诗人的命运比任何其他可能的身份（如佛罗伦萨的最高执政官、市长等要职）都更高贵，而《神曲》是当时欧洲取得的最高成就。卡莱尔认为，《神曲》达到了真正的诗所应达到的境界，甚至是极高的境界，这包括内部的和谐和音乐感、结构的对称、表达的真诚、思想的深度和诗人的热情，等等。首先，他认为“《神曲》是一首真正的歌”。也就是说，《神曲》从内到外都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这是因为，“这部著作的精髓和素材本身都有韵律。由于它的深度和心醉神迷的痴情和真诚，使它具有音乐感”。 其次，“《神曲》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真正的对称，即人们称之为结构上的和谐，使全书的比例均衡协调，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对称，使它具有音乐的特色”。 再次，他认为《神曲》是“一切诗作中最真诚的一部”，因为“它发自作者内心深处；历经漫长岁月，又深入到我们心中”。 最后，卡莱尔指出，但丁在写作时满怀热情，倾尽心力。他说：“我认为没有哪本著作能像但丁的《神曲》那样如此煞费苦心。它好像是在他那沸腾的灵魂熔炉中熔炼过的。” 怀着如此真诚和热情，但丁却能以简洁、凝练、精确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这是因为，他对所描述的事物具有一种“同情心”，有一种慈母般的怜悯和温情，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卡莱尔赞颂它“每一方面都是高尚的，它是一个崇高灵魂的产物”。 至此，卡莱尔表达了他对诗和诗人的基本看法：诗应由内而外地散发一种韵律感、音乐感和和谐，而诗人则应该是高贵、真诚、热情的。

卡莱尔通过对但丁的评价和分析，强调了诗所应具有的内部韵律和音乐感、诗人的真诚和同情心、诗人与诗的无可估量的价值。他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分析则突出了诗人的务实性，对真实生活的表现力、洞察力、道德感和对自然的尊崇。但丁通过他的诗为人们提供信念或精神力量；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着重歌颂基督教信仰造成的实际生活。后者的伟大在于其生动的描述，特别是对人物的刻画，而这种生动的描述基于他的观察能力。“任何诗人的基本条件是观察。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观察，即使能掌握韵律，又有丰富的感情，自名为诗人，也是毫无希望的。” 除了观察能力，卡莱尔还强调了道德和公正的重要性。“一个人没有双手，还有脚，仍然可以走路：但是，设想一下，——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完全不道德的人，根本不能懂得什么！一个人要认识事物，即我们说要有知识，首先要热爱事物，同情它们，也就是说，要公正地对待事物。” 卡莱尔认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下意识的智力，“这种下意识的智力中的美德，胜过他有意识的智力”。 所谓“下意识的智力”，指莎士比亚的艺术不在于其技巧，而在于这些艺术“成长于大自然的深处”，通过作者高贵真诚的灵魂表现出来，是“自然的心声”。 莎士比亚有他的忧伤和痛苦，正是由于经受过痛苦他才描绘出像哈姆雷特、克里奥兰纳斯、麦克白那样饱受苦难的英雄的内心世界；同时，莎士比亚有他的欢乐，而且他的笑总是温和的，不是嘲笑弱点、不幸或贫困，而表现出同情和善良。由此可见，卡莱尔赞赏的是莎士比亚的诗对于“现实”的反映，作者自己所经历的现实或当时广泛的社会现实。像他赞颂但丁一样，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赞颂也无以复加，表现了他对英雄的崇拜。他认为，莎士比亚比但丁还要伟大。如果说但丁是中世纪天主教的音调优美的传教士，那么莎士比亚堪称“真正天主教的、未来和一切时代‘宇宙教会’的更加音调优美的传教士”。 而且，莎士比亚作为民族代言人，能够将不同地区的人们团结起来，使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因此，他的价值无与伦比。

从上述可见，卡莱尔无比推崇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两位诗人，这种推崇像他针对其他英雄所唱的赞歌一样，难免有盲目夸张之嫌，并导向精英统治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卡莱尔还是通过对两位诗人的评价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见解，包括诗的本质应是其内部的和谐，诗的价值远超任何实物的价值，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真诚、同情和洞见等。

鉴于已有对“诗人英雄”的讨论，卡莱尔有关“文人英雄”的演讲并没有太多新意。除了文人英雄的重要性，卡莱尔再次强调了文人的特质：高尚、富有灵感和创造性、真诚、关注真实、具有传教士般的神性、能够揭示“公开的秘密”，等等。他对约翰逊、卢梭、彭斯的评价突出了作家们生活的拮据、环境的恶劣、个性的暴躁乖戾或淳朴温和，却并未具体到他们的作品内容。不过，卡莱尔或多或少地评述了几位文人整体的风格。他认为，约翰逊的文体非常拘谨，书中有一定的夸张，间或有浮夸的措辞形式，与其内容不相协调。但他指出，读者要容忍这一切，“因为不论它的用语是否浮夸，其间自有重要的东西”。 他对约翰逊编撰的那部《词典》赞不绝口，认为它定义明确，总体可靠、真实，富有洞察力，编撰方法成功，“堪称所有词典中最好的一部”。

此外，卡莱尔关于“文人英雄”的演讲还重申了他对彭斯的敬仰之情。他认为，彭斯一生命运多舛，却能够在毫无生气、没有信仰、缺乏独创性的18世纪脱颖而出，实在是一个奇迹。沿袭其对英雄的看法，卡莱尔再次突出了彭斯的英雄特质：高尚、真诚、亲切、淳朴、温柔、天真、富有同情心和洞察力。其中，他着重强调了彭斯的真诚，指出这种原始、朴实的真诚是伟人、英雄的共性。针对他对真诚和真实性的强调，韦勒克认为卡莱尔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关注文学的纪实性：“卡莱尔是处于理智历史的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他优先选择了美德与事实，其次才是艺术与虚构。” 这再次说明，卡莱尔的文学批评对道德的考虑远胜于审美的需要，对作者的评判多于对作品的赏析。

卡莱尔文风独特，喜用不规则长句，常引入新词和德语词汇，并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形成了著名的“卡莱尔式文风”（Carlylese）。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历史学著作及文化论著，他的作品中总是澎湃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布道一般的激情。就其文学批评而言，虽然他的观点或有偏颇之处，但他所一直强调的文人和文学所应具有的本质特点——伟大的诗人、文人应该是真诚、富于同情心和洞察力的，伟大的诗歌、文学应真实、生动而富有音乐感，这一观点直至今日仍有其借鉴意义。 MGPsw77DE/KXIqKXemRR5no49ATZ8FrsEpdF6FTYfobPZzclhS2Y0sWTRVh2fz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