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宣告开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1851年伦敦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阿尔贝特亲王亲自参与设计的“水晶宫”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发明创造，向世人展示了英国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原材料和全球市场的需求，使得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大事海外扩张。到19世纪末，英国在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总面积超过其本土面积的一百多倍，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满怀乐观主义信心的同时，却存在着社会心理上浓重的悲观主义和焦躁不安。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传播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进行着激烈交锋；宗教信仰衰落，英国国教正日益失去昔日强大的凝聚力；物资丰裕和科技发达带来了物质至上主义，使得现金交易逐渐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作为社会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参与者，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迎来黄金时代。

维多利亚时期有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他们的批评观点各有异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对道德的关注。一方面，从道德层面审视文学是英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此引发的文化危机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往往具有社会责任感。文学及文学批评成为他们力图干预社会、引领人们如何生活的工具。卡莱尔在批评中论述了民族文学与民族精神合二为一的“诗人英雄”概念，提炼出真诚、同情心、诚挚、诚实等优秀品质，“选择了以德取人的道路”。 罗斯金强调艺术与美德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想象力的培养要依靠道德情操。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提出七项道德原则来指导建筑实践，强调“伟大的艺术是伟大的人的思想表述”。 ^[1] 阿诺德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认为“违反道德观的诗歌就是违反人生的诗歌，漠视道德观的诗歌就是漠视人生的诗歌”。 ^[2]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取得辉煌成就，涌现出勃朗特姐妹、狄更斯、萨克雷、乔治·爱略特、特罗洛普、哈代等一批优秀作家。1830年时，阅读小说还“被看作顶多也只是肤浅的娱乐与消遣”行为，甚至还是“沉溺于白日梦与谎言”的“危险”行为。 ^[3] 到19世纪中期，小说已成为主要文学体裁。与此同时，小说批评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实主义”一词最早由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在英国使用。他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近期德国小说》（“Realism in Art：Recent German Fiction”，1858）评论文章中宣称“现实主义是所有艺术的基础”。乔治·爱略特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亚当·贝德》（ Adam Bede ，1859）第十七章《题外的话》中阐述了她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要把人和事物在我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形象，如实地叙述出来。” 她反对作家按照个人喜好对生活和人物进行美化，主张尽力避免“主观臆断的场面”：“我满足于把我的单纯的故事不加粉饰地如实讲出来。”因为这种“难能可贵的真实性”，她能够在那些表现平凡单调生活的真实画面中找到“一种可喜的同情源泉”， 从而在现实主义与道德之间建立关联。

从英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批评可看作处于时代交替的“过渡期”。18世纪的诗学与美学体系已经式微，浪漫主义批评思想根基也不稳固，但是新理论、新学说尚未出现。“和功利的、社会效用的标准相结合的，是对理智、精神的自由活动，思辨性、理论性的怀疑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下，难以对文学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事文学批评的往往首先是小说家、诗人或哲学家，然后才是批评家，文学批评只是他们在其他工作之余进行的活动。维多利亚时代之后，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出现了职业化、理论化倾向，文学批评不再只是文人的副业，而是开始进入学术殿堂，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条分界线。 It9/FQ44qp8W3TRcHNoVOtvbwJwwGMiz7hvLF3QbHKTJmfpKncN7P9Hnr5cDF8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