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著的诗集《抒情歌谣集》（ Lyrical Ballads ）问世，在英国文学史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起始的标志性事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诗歌上，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先声，随后的主流诗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创作了一大批感情真挚、想象奇特的瑰丽诗篇，共同打造了英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批评家，他们或著书立说，或以书信、演说抑或散文随笔等各种形式发表对文学的看法，形成各具特色的批评思想。

要深入了解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批评，必须回溯到18世纪的欧洲。那时，欧洲发生了两件大事——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的生发有着深刻的影响。狭义上的启蒙运动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间，其思想萌芽最初诞生于英国，后经由法国思想家们的阐释与传播，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在不断发展中逐渐显示出消极的一面，即理性主义传统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工具，脱离人性的理性至上原则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浪漫主义正是对启蒙运动发展中唯理性论的回应。浪漫主义者认为，启蒙的理性、启蒙所推崇和宣扬的严整的科学秩序扼杀人的激情、活力和创造力，是对人的束缚；他们看重情感，推崇有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在理性与情感的两极之中选择情感，试图通过走向另一个极端来矫正浪漫主义者所看到的启蒙的问题。浪漫主义者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认为人的内心体验可以凝聚整个世界的精神，他们希冀通过反观个人的内心来获得关于世界的智识，因而内省倾向明显。这一点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济慈的个性、诗风、理论中都十分明显，尽管他们对于情感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不尽相同。因为看重内心体验，所以浪漫主义诗学毫不含糊地视诗人的灵魂或诗人的想象力（一个有机整体）为诗的源泉。换言之，浪漫主义的批评理论视诗为诗人主观想象力的产物。在德国，现代理性传统的代表人物黑格尔针对浪漫主义的这个特点提出，浪漫主义精神生发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极端注重精神生活、关注内心世界而日益忽视外部客观世界。 ^[1] 黑格尔的看法间接解释了浪漫主义为什么会在德国发生并蓬勃发展。事实上，当大力推进世俗化的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之时，德意志民族正处在以宗教传统凝聚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刻，所以，浪漫主义理论在德国尤为深刻持久，且一时间与德意志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蒙昧的黑暗，积极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直接为1789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文学批评思想均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英国的法律对穷人又很野蛮和残酷，对于英国劳苦大众、对于同情劳苦大众的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法国革命是极大的鼓舞。法国革命的三原则，即自由、平等、博爱，正是他们的社会理想，深得浪漫主义诗人之心。1791至1792年，华兹华斯跨过英吉利海峡亲赴法国观察革命。与此同时，柯勒律治也曾就法国革命为题做讲演。1793年英法开始交战之后，许多有识之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随法国革命者的做法，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或政治激进分子。雪莱和拜伦离开英国，部分原因也是对英国社会现状和政治制度表示不满。

此外，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学将诗歌的想象力与俗世救赎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们大都坚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可能，而且这个世界不在来生，就在今世。在他们的诗歌里，自然界给予人的心灵的超验力就是神性在现实的证明，基督教神学的教义被浪漫诗的泛神论所取代。华兹华斯发现了“让我不安的一个存在，赋予思想升华的喜悦”。 ^[2] 这时，神是超验的，也是直接的。与传统神学不同，泛神论的“救赎”不是上帝，而是人通过心智，尤其是想象力来成就自我，实现“救赎”。关于这个主题，雪莱、拜伦、济慈均有论述。雪莱认为，想象力既是美又是善的根源，因此以想象力为主要特征的诗可以拯救人类、改善社会。不过，在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当中，唯有雪莱始终相信这一点，其他人对此均有所保留。华兹华斯的法国之行让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久久不能释怀。而历史现实的复杂，使得如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者逐渐将道德目标由改良转为维护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散文也取得显著成就，杰出的散文作家有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和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他们也是当时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人物。兰姆在英国文学批评中开创了印象主义批评的先河，批评家以意象、场景等联想的方式将其对作品的感受和印象表现出来，从而再现作品中营造的情绪和意境。同锡德尼、雪莱一样，哈兹里特也为诗进行辩护，但他的争论焦点不再是诗的有用性，而是从人的内心欲望与心理需求出发，探求诗的源头，由此将争论引回到诗本身。不同于此前的约翰逊、同时代的柯勒律治等文学批评家，哈兹里特是一位以文章演讲为生计的报章作家，他的几部重要著述《英国诗人》（ Lectures on the English Poets ，1818）、《英国喜剧作家》（ Lectures on the English Comic Writers ，1819）、《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文学》（ Lectures on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Age of Queen Elizabeth ，1820）和《时代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Age ，1825）均是汇集演讲而成，他是“面向大众说话，同时取悦于人”。 他自己对此有着强烈的意识，因此，哈兹里特在他的批评著述里有意形成一种通俗性，避免使用专门词汇术语，以便适应新型的中产阶级听众的需要和局限，这也使他的批评摆脱了多数英国批评家那种生硬的说教布道的旧习。 ns38S1PKvlreM5bSJS0ehAuD5JBoAcE+W5b75ULMFvxfJ8u9Kt9Yf4nJjpJ5ge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