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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客观世界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复杂多样的，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异常丰富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以此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我们称之为科学。用数据、图表和事实，表述概念和理论系统，或者通过它们判断、推理出一个新的结论，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方法。而文学则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经过作家的意识加工，创造出形象，以形象来代言，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内在逻辑，这种方法就是文学方法。鲁迅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表明了文学带给受众的感受不同。文学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及对周围环境的具体描绘，来反映现实，揭示生活的规律。别林斯基说：“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者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者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
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创建理论，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文学则用文学的方法塑造形象，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和《七律·长征》诗，出自同一作者，反映同一内容，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不同的反映方法，但给人的启迪与感受却不同。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采用科学的方法阐述了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说明红军是英雄好汉；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而《七律·长征》则是以诗的形式——文学方法，具体形象地描绘了红军跨过千山万水的战斗生活。在红军的脚下，绵延曲折的五岭山脉，像腾跃的细小波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好似滚动的泥丸；金沙江的惊涛骇浪拍打着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寒气袭人的泸定桥铁索横悬在两岸的峭壁之间，然而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却一一被征服了。读着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崇高形象浮现在人的眼前，红军不畏艰难险阻，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包寓在形象之中了。
由此可知，用科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反映现实生活是不同的，科学的方法一般是用抽象的概念来反映现实，而文学的方法则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前者以理智使人们理解，后者则以形象和情感使人们理解。用文学方法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把作家的思想理念和情感传递给读者；而要实现这种传递，形象是唯一的途径，文学只能用形象来反映生活。
2．文学形象
“形象”一词，应用很广。从修辞学的角度说，凡是具有鲜明、具体、生动表现力的语言，就可以说语言的形象性很强，或者说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科学理论著作中也有形象化的语言，也有打比方用的“形象”，但这不是文学形象。科学论文中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或者“形象”是为了把道理阐述得更加清晰，论证更严谨。那么，什么是文学的形象呢？高尔基说过：“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
这里所说的“形象”并不是指语言，而是指作家根据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所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可感的社会生活图画。也就是说，文学形象不仅指文学作品所写的人物形象和其他事物形象，而且主要是文学作品中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形象有机联系的形象整体。以鲁迅的《祝福》为例，鲁迅精心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如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等，同时这篇小说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人生，把各色人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生活情境。所以，文学形象应该是指这种文学的整体形象。
1．具体可感性
所谓具体可感性，是指文学作品描写的人物、事物、景物、事件等是个别的，使人可以感觉到的。人物有自己的外貌、语言、行动、生活和命运，其他形象有自己的色彩或声音，能够使人感觉到，看得见，仿佛伸手可得。《儒林外史》第一回有这样一段夏天雨后水光山色的描写：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
这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首先是云、雨、日、山、树、荷齐集，所有景物姿态各异，天、地、山构成了一个完美空间；其次，色彩丰富，地上的“红”“青”“紫”“绿”与天上的“黑”云、“白”云遥相呼应，既有强烈对比，又协调一致；再次，景致有序，既有“湖边上山”的远景，又有湖边上“树”的近景，画面层次分明，富于节奏感；最后，动静结合对比鲜明，“黑云边上镶着白云”的“镶”，“透出一派日光来”的“透”，“水珠滚来滚去”的“滚”，都用得活脱、贴切，这是动；湖山、树的定位，让所有动态不得不以它们为中心。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它的确是一幅图画，使人如临其境。杜甫的《兵车行》，则用诗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个场景：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是一幅送征夫的生动具体的悲惨生活图画。读着它，真的像听到送征夫的车队辚辚地响，马在萧萧地叫；真的像看见送征夫的人们奔走相送，牵衣顿足地哭，如闻其声，如睹其状，如临其境！这便是文学形象的具体性、可感性。
2．普遍概括性
文学形象，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社会生活中实际的人、事、景、物的机械模仿和简单再现，而是作家能动反映的产物。因此任何文学形象都具有普遍概括性，能以具体可感的形式表现更为广泛的普遍的内容。概括，是指在具体形象刻画的展开中，显现出人和社会的某些本质。这种“显现”是通过文学形象的个体表现来实现对同一社会现象的概括。如斯达尔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对老黑奴汤姆和其他奴隶悲惨命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南部蓄奴主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了形形色色的蓄奴主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控诉了野蛮、残暴的蓄奴制。
任何形式的文学形象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展示着概括性，曹禺在《雷雨》中通过描写资本家周朴园一家的多重矛盾冲突，揭露了这类家庭的罪恶以及罪恶之源。他说：“一部《雷雨》全部是巧合。明明是巧合，是作者编的，又要让人看时觉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应该这样。这就要写出生活逻辑的依据以及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
确实如此，像周朴园、繁漪、周萍、四凤、鲁妈、鲁贵等人的性格，富有个性，具体突出，但都表现出“必然性”，这就是说，这些具体形象是包孕了本质性东西在其中的。
再看李煜的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这首词，不仅写他个人的悲苦，也极大地概括了所有具有亡国之痛的人的痛彻心扉的情感：怕看到春花秋月而忆起美好的时光。故国不堪回首，而雕栏玉砌还在，可人的容颜因愁苦而憔悴。这里还暗含有人的主奴关系的改变，然后以一江春水来比拟那无尽的哀愁。整首词反映了深重的亡国之痛，承载了诗人无尽的痛苦与忧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3．情感性
文学形象，能唤起读者诸多感受，激起读者心中的爱憎波澜，爱生活中的美好，憎生活中的丑陋。情感是人的一种心理和生理现象，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观需要而产生的态度和体验。情感的产生既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刺激，又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积淀。这种情感积淀，指的是在生活中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而获得的情感经验叠加，它是情感产生的媒介。外界事物的刺激通过情感积淀作用于人，从而产生情感。作家在反映生活、创造形象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面对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不可能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文学形象必然体现着作家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感情态度，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有人把情感比作形象的血液，把思想比作形象的灵魂，正是看到了形象既表现情感、释放情感，也作用于人的情感并唤起情感，使人感动。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是苏轼为悼念亡妻而写的。苏轼的妻子16岁与苏轼结婚，夫妻感情甚笃。她的不幸早逝，给在宦海中沉浮的苏轼带来极大的痛苦。苏轼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亡妻深挚的思念之情。此词从夫妻双方十载生死相隔写起，表面上是写妻子思念丈夫，实际上正是表现了丈夫对亡妻的无限思念。读着这首《江城子》，那充溢在作品中的浓重情感，唤起人们对纯真爱情的种种想象，也使人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这里关键就在于词作中的形象的情感性所释放出来的魅力，由于诗人在创造形象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情感活动，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灌注在文学形象之中，文学作品才能收到如此功效。
文学形象的上述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浑然一体的。文学形象的概括性寄寓在具体可感的个性之中，形象的情感也渗透在具象描摹之中。因此在具体文学形象中，我们很难将三者分裂开来，恰恰是这种彼此的促进，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依赖，才使得各种文学形象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1．对文学形象丰富性的理解
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它不是对生活机械的模仿，而是作家能动地创造的成果。“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这就是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由于生活是复杂多变且丰富的，这就决定了文学形象也必然极其丰富。
从文学对象来看，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素材。翻开世界文学史，古今中外的作家创造出的文学形象难以计数，美不胜收。巴尔扎克总称为《人间喜剧》的90多部小说，反映了法国贵族社会崩溃的历史，塑造了性格各异的贵族、暴发户、贵妇人、银行家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上流社会的贵族和下层人民的众多形象。曹雪芹的《红楼梦》刻画了不同阶级和同一阶级、同一类别的不同性格的众多形象。文学题材的无限广阔，加之文学题材的多样化，必然使文学形象极其丰富。无论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神话传说、写景状物，作家所塑造的文学形象都异彩纷呈，装点着文学艺术的长廊。
2．文学形象的主要类型
依据文学形象的创造方法，文学形象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写实形象。
写实形象是指从现实出发，按照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而形成的形象。它要求以人物为中心，辅以环境和器物，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符合生活真实和生活本质。列宁指出：“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中遇到过的许多真人真事，经过加工熔铸而创造出来的。鲁迅的生活中有个“单妈妈”，她虽然是寡妇，却有同居的男人。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使她确信，将来到阴间后是要被锯开的；又有个乌石头山上看坟的女人，因为小儿子在门口剥豆给马熊拖去吃了，悲伤得眼睛哭瞎；还有个宝姐姐自小许给山里人，男家来抢亲，她从后窗爬出，想逃往东郊的楼去，失足落水，河里恰泊着男家的船，被捞起来载了去，她始终不肯屈服；等等。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经过鲁迅的艺术加工，使祥林嫂既有点像单妈妈、宝姐姐，又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单妈妈和宝姐姐。她概括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下的妇女悲惨命运。
第二，抒情形象。
抒情形象，重在抒情写志，重在意境。晋代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
，表述了诗与情的关系和诗抒情的文学效果。抒情偏重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别林斯基说：“抒情诗歌主要是主观的、内在的诗歌，是诗人本人的表现。”
抒情形象主要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精神状态与时代精神，通过创造性想象，把现实世界转化为倾注了主观情思的意象，使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和谐融洽。如岳飞的词作《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佳作。上片一气贯注，仿佛一组特写镜头，揭示了作者汹涌澎湃的情感，描绘了一位忧愤国事、痛恨敌人的民族英雄形象。接着激励自己珍惜时光，早日收拾旧山河。词人用谦逊之辞表达自己对国家对民族贡献的微小，下定决心赢得最后的胜利。下片阐述了诗人雪耻复仇、重整乾坤的豪情壮志。集想象、写实于一体，情辞慷慨，悲壮激昂，充分展示了英雄的性格和诗人坚定的信念。
抒情形象的最大特点是抒写情志，它立足于现实，却超越现实，突出主观，在抒情中表现理想。在形象塑造过程中，主观理想和情感高于一切，艺术地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表达作家的主观愿望。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创造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耕自食、人人平等的理想乐土。
抒情形象极大地突出了文学的抒情表现功能，常常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刻画形象，还是抒情都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倾向。
第三，怪诞形象。
怪诞形象，就是用变形手法创造出来的形象。美国当代美学家桑塔耶纳说：“在形象的奇异中，我们还依稀感到它的统一和性格，那么我们便说它怪诞。”“正如出色的机智是新的真理，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
他道出了怪诞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形象在塑造的过程中超越常规，充满怪异的幻想，违背生活常理、常态，但没有背离生活的内在逻辑。如《聊斋志异》《西游记》，都塑造了各种各样的怪诞的形象，并通过怪诞形象表达了作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满足了读者内心向善的要求。如蒲松龄的《促织》，就写了一个老实忠厚的书生成名，因为官府征收促织而遭遇到的种种折磨，最后投井的儿子魂化促织，“轻捷善斗”，才使成名一家“一人得道，仙及鸡犬”。整个情节，曲折离奇。现实中人怎么可能“魂”化促织呢？作者偏偏采用这个怪诞形象抒发了人们面对困厄希望得到解脱的朴素愿望。
怪诞形象，是文学形象类型之一。怪诞形象是作家充分运用夸张、变形、虚构的方法，不求生活真实，却遵循生活的内在逻辑、情感逻辑去塑造而成的形象。它不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但经过作家的艺术处理，便具有了怪诞的色彩。由于现实中难以提供所需的理想的表现对象，作家便大胆地发挥想象，虚构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形象，既不受生活真实的束缚，也不为时间、空间约束，只要能充分表达作者内心的感受，符合情感抒发的要求，任何奇妙的景物都可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