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史最新章节_林德宏著

第十一节
中国古代的医学思想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有两大精彩，一个是古代宇宙理论，另一个就是古代的医学理论。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为《内经》，由《素问》与《灵枢》两部分构成，约20万字，以黄帝与其臣岐伯等人的对话形式撰写。基本定稿于战国时期，后经秦汉许多学者补充修改而成。

《内经》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并包含古代天文、气象、历法、地理、生物诸方面的知识。理论体系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把元气、阴阳、五行的哲学应用于医学，并丰富了这些哲学学说。这是中医的哲学理论，也可说是医学哲学。第二层次是基本医学理论，包括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第三层次是关于诊病治疗的基本观点方法。

《内经》认为气是万物本源。“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人也由气构成。

阴阳二气相互制约、依存、转化。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之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 《内经》用阴阳说明病理变化，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阳平衡则健康。

《内经》根据五行哲学推演出五音、五味、五色、五土、五化、五气、五方、五季，以及人体的五脏、五腑、五官、五行、五志、五声等等。同属于一个五行属性的事物，都相互联系。“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 ，形成相互联系的链条。将五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又将自然界的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同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等相联系，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地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

藏象学说是关于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五脏是心、肝、脾、肺、肾的合称，其功能是化生和贮藏精气。心五行属火，是“君主之官”，主血脉、主神志。肝属木，为“将军之官”，贮藏和调节血量。脾属土，为“仓廪之官”，主消化营养。肺属金，为“相傅之官”，主司呼吸，推动血液运行，通调人体水道。肾属水，其主要功能是藏精，主生殖、生长发育。主水，对体内津液的传输、排泄，维持水液的代谢平衡起重要作用，称为“先天之本”，为脏腑阴阳之本，生命之源。

六腑即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相当于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以胆为首。脏腑又不限于脏腑实体。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系统的论述。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的通道。经脉是主干，络脉是分支。经络纵横交错，使气血通达全身，使人体成为有机统一体。经脉分正经与奇经两类，正经12条，奇经8条。络脉有别络、浮络和孙络之分，此外还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经络的生理功能是：沟通表里上下，联系脏腑器官；通行气血，濡养脏腑；调节机能，保持平衡；感觉的传递与通导。

《内经》指出，人体有正邪二气，若正不压邪、阴阳失调即为疾病，所以治病的根本是扶正压邪、阴阳平衡。病因有外因与内因。外因是“六淫”，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素的反常。内因是“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的突发、强烈或持久的刺激，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失调，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

病症有虚实两类，“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这使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细致，治疗更有针对性。

《内经》指出，病有证候，有其一定的表现形式。“有诸内形诸于外”，《灵枢·本脏》：“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望、闻、问、切是一套独特的诊断方法，其中切脉更令人称奇。

“病为本，工为标。” “工”指医生，疾病第一位，医生第二位。医生的诊断与治疗必须符合疾病的客观情况。“治病必求于本。” 总的治疗原则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是个性化、非标准化的治疗原则。

治则、治法，还要落实到制方，即研制方剂。《内经》提出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针对主证的药物称君药；辅助君药、加强疗效的称臣药；消除副作用的称佐药，使药是向导药物。

《内经》关注养生，强调未病先防。《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天人相应，顺应自然是养生之道。精神状态也非常重要。《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上古天真论》又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一直被中国传统医学奉为最权威的经典，它的医学哲学理论的丰富胜过它的基本医学理论，这充分彰显了它的学术价值，也是它的美中不足。

二、张仲景

张仲景，中国东汉末年医学家，主要著作为《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寒”又可作“邪”字解。伤寒病是由六淫所致的外感病。除此以外的疾病统称“杂病”。晋代医家王叔和把“伤寒”与“杂病”分开编排，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系统总结了外感疾病的证候及其演变过程，提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使人们对病变的部位、病证的性质、病势的顺逆能加以识别，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六经是太阳、阳明、少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人体十二经脉的合称。三阳经病是六腑的疾病，三阴经病是五脏的疾病。六经病证是脏腑经络病变的表现。三阳经病，外邪侵入人体，但正气未衰，有力抵制邪气，表现为机能亢奋，其病变部位在外表，以热证、实证为主。三阴经病，正气渐衰，无力抗邪，寒邪由表入里，病于脏，是阳虚阴盛的虚寒证。

太阳病，太阳主表，最先受到外邪入侵，正邪之争限于体表，故称表证。恶寒是外感疾病初始阶段的重要标志。阳明病，阳明主里，邪气由表入里，阳气最盛，正邪斗争有力，以恶热为主。少阳病，主半表半里。太阳经行于背，阳明经行于腹，少阳经行于身侧，正邪之争于表里之间，故寒热交替。

三阴经病，外邪入侵有两个途径。由他经传入者谓“传经”，不经三阳直犯三阴者谓“直中”。太阴病，太阴为三阴之表，故太阴病是三阴病的开始阶段。病属脾胃虚寒。脾主运化升清，统摄血液，主肌肉四肢，是气血生化之源。若脾阳虚衰，则形成太阳病，主要证候是消化系统不适。少阴病，心肾疾病。心火在上，肾水在下，若阴阳失衡，火衰者为阳虚寒证，水亏者为阴虚热证。厥阴病，六经病的最后阶段，阴寒盛极，则阳热来复，寒热错杂。

六经病证既把证候分为六类，又把病变过程分为六个阶段，论证候重在区分，论病变重在过程。阴阳、正邪、表里、虚实、寒暑、盛衰，充满辩证法思想。

他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八种治疗方法：汗、吐、下、温、清、补、和、消。

张仲景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揭示杂病辨治的基本规律。他首先指出健康同气候密切相关。“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他指出疾病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经络受邪，传入脏腑；二是皮肤受邪，在血脉传注，使四肢九窍壅塞不通；三是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关键是正不压邪，“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

当时中国医学界有医经派与经方派之分。医经派专论疾病的理论，忽视具体治法方药；经方派专门研究方药，很少涉及疾病的机理。两派互不合作，甚至相互攻击。张仲景则主张相互包容，首创理法方药一体化的辨证论治体系。他主张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辨病论治是认识疾病的共性，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的个性。

在方剂学方面，张仲景开创“以理立法，以法立方”的原则。《黄帝内经》载方仅13首，《伤寒论》则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他被誉为“方剂之祖”。

三、孙思邈

孙思邈是中国隋唐时期的医药家，主要著作是《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合称）。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书名蕴含着崇高的人文精神。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第一位论述医学伦理学的医学家。他认为医生应当是“苍生大医”。“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尽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人，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为含灵巨贼。”“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无失。判处针药，得无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视病人为至亲，以病人之苦为己苦，不患得失，不避险恶，一心只为救人。隋文帝、唐高宗屡次征召，均固辞不就，却热衷采种药物，悬壶济世。此等境界，岂不令吾辈汗颜？

孙思邈认为医药学是“至精至微之事”，行医要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他对本草学有重要贡献。中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是二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649年官方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收载844种药物。《千金方》则详细记载药物1105种。他按《神农本草经》的分类法，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他又按主治功能分为65类。

中药药材以植物为主，其生长同水土状况密切相关，并有季节性。不同地域、季节的水土、气候皆不相同，药材的成分、质量、疗效也有所差异，所以医生用药，一定要注意选材。孙思邈写道：“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新陈虚实，皆不悉，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实由于此。” 他强调“采药有时”。“凡药皆须采之有时日，阴干曝干，则有气力。若不依时采之，则与凡草不别，徒弃功用，终无益也。学者当要及时采掇，以供所用耳。”

中药药材是自然物，并非人工制造。但从药材到药物，需有加工过程，孙思邈把这一过程称为“合和”。

采种的药材需进行相关处理，以提高疗效，减低毒性和副作用。“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实，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密，一如后法，顺方者福，逆之者殃。” 常用炮制方法有炙、炒、炮、煅、蒸、水飞。

把药材制成一定剂型，以适应治疗不同疾病的需要。《千金方》叙述了汤剂、散剂、丸剂、膏剂、酒剂、丹剂等。“凡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汤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之。”

孙思邈重视组方，强调“君臣佐使”原则。他指出，若配伍不当，药反成害。“药有相生相杀，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理，佐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或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斗争。草石相反，使人迷乱，力甚刀剑。” “药有相生相杀”，这个观点十分深刻、重要。《千金方》收载的方剂达5300多方。

孙思邈重视养生，并有独到的见解。他引用南北朝嵇康的话：“养性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制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 孙思邈进一步提出“十二少”养生原则。“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者，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博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则营卫失度，血气妄行，生之本也。” 孙思邈主张宁少勿多，其核心是“务存节欲，以广养生” 。这同嵇康强调“去”、“除”、“制”、“绝”乃一脉相承，倡导的都是“减法原则”。大约他们已意识到人的欲望有自发膨胀的趋势，追求“由少变多”。唯有自觉节制，方能“使多变少”，此乃养生的真谛。《备急千金要方·序》写道：“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陀。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阙摄养所致耳。”

《千金要方》还叙述了按摩法、调气法。关于练气调神，书中写道：“若欲存身，先安神气”，“若欲安神，须炼元气。气在身内，神安气海。气海充盈，心安神定。定若不散，身心凝静。静至定俱，身存年永”。该书还叙述了叩齿咽津功、动静功、六气诀等法。

孙思邈享年百余岁，可谓养生之楷模。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中医干祖望先生对孙思邈的评价是：“本立于儒、志归于道、业从于医的典型古代德高望重高级知识分子。”“孙氏始终是不越雷池一步地在儒家‘克己’和道家‘无为’中走着。”

四、李时珍

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从1552年开始，上考三坟五典，下收诸子百家，跋山涉水，实地采药探索，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历经27年之艰辛，于1578年编撰成巨著《本草纲目》，引本草医书291种，经史百家440种。全书约190万字，收载近两千味中药，11000首方剂。该书根据振纲分目、以纲统目的方法，建立了药物分类的纲目体系。

药物分类的关键是分类标准。《神农百草经》按功用分类，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南北朝陶弘景按药物的自然形态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六类，其《神农本草经集注》收录药物730条。李时珍也主张药物的自然形态为分类标准，但他认为前人的分类有失粗略混乱。他说：“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淄渑罔辨，玉石不分。名于难寻，实由何觅。” 他以纲统目，将相似药物并为一类，以其中主要药物为纲，以相关药物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

李时珍把所载药物分为16部：水、土、火、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骨、禽、兽、人。排列顺序体现了进化的思想。范围之广，几乎涵盖日常生活所见的各种物品，蕴含着“万物皆药”的猜想，若对此深信不疑，则是一种信念。其可取之处是使医药家视野开阔，不断寻觅新药，但缺乏根据，有“泛药论”之嫌。非药而以为是药，会产生不良后果。何谓药性？药性与物性是何关系？我们是如何发现并确认药性的？总之，物与药物是何关系，为何万物皆可入药，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

引人注目的是人部。李时珍认为这类药物有的与仁义相悖，会使人厌恶，所以他对此只是一带而过。他说：“《神农本草》人物惟发髲一种，所以别人与物也。今于此部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其惨忍邪秽者则略之。”既说人体器官与分泌排泄物可入药，又要体现对人的尊重，这是不容易的。

李时珍对前人本草所载药物，生怕遗漏失传，故皆照录，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寡妇床头土”、“上吊的经绳”等，已很荒唐，再次传抄，就更加荒唐了。

《本草纲目》中有一些重要的观点。“脑为元神之府。” 而传统观点认为“心之官则思”。他还猜测“命门”的存在，命门被认为是主宰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特殊实体。《本草纲目》“胡桃”条“发明”项下说命门：“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二系著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源、相火之主、精气之府……胡桃仁颇类其状。”

谈论养生时，李时珍对所谓长生不老药持批评态度。如茯苓，陶弘景说：“茯苓，仙方服食亦为至要，云其通神而至灵，和魂而炼魄，利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不理胃，上品仙药也。” 李时珍则指出，茯苓有助于养生抗老，但并非仙丹妙药。

《本草纲目》代表了中国古代药物学的最高水平，有近30种版本，翻刻60余次。它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问世不久即传到日本，竞相传抄，屡经翻刻。18世纪传入欧洲，曾被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有些叙述被达尔文引用。如金鱼在家养下的变异，为达尔文的人工选择论述提供佐证。李时珍说：“金鱼有鲤、鲫、鳅、数种……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春末生子于草上，好自吞啖，亦易化生。初出黑色，久乃变红；又或变白者，名银鱼；亦有红、白、黑、斑相间无常者。”被达尔文引用的还有鸡的七个品种的描述。达尔文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五、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些特点

中国传统医学是自然医学，属农业文化。

它把人体看作自然物。《黄帝内经》写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凡人之身，与天地阴阳四时之气皆同。”

医生直接观察和询问病人的自然状态，获取病人的自然信息，用自然语言描述病证。切脉靠手感，针灸、按摩靠手技。经验的作用远重于工具，有限的几种工具基本上是生活用具，属“自然工具”。

药物是大自然提供的现有物体，属“自然药物”。药材以植物为主。《神农本草》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为252种，占69%。《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785种，其中植物为1096种，占61%。故医药书多称“本草”，并有采药人、药农的职业。

注重养生，认为养生的关键是顺应自然。《黄帝内经》说养生要“法于阴阳”，“顺四时而适寒暑”。又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 “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各民族在古代都会有各自的自然医学，在西方诸国早已失传，唯中国传统医学传承至今，仍富活力，实为文化奇迹。

人类医学已经历巫医（原始文化）、自然医学（农业文化）、技术医学（工业文化）的发展演化。自然医学的局限需技术医学来超越，技术医学的缺陷，则自然医学有助于其弥补。未来的医学应是人文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的药物虽是自然药物，但医生对其仍可有所创新，这集中表现为方剂的配伍。“剂”即“齐”，是调剂的意思。“调百药齐，和之为宜。” 多味药在一起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小系统，发挥整体作用，既可提高疗效，也可降低毒性。不同药物之间有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等各种关系。中医不是在制造新药材，而是在制造方剂，这也是创造。方剂是古代医学的一大发明。

疾病变化多端，而所用方药有限，若将几种药物配成不同的组合，这就为医生用药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文字记载的中药约8000种，方剂则有约10万首之多。中医在处方时，不是被动地选药，而是能动地设计方剂。不同中医对同一病人的病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会开出不同的处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代中医能动性的发挥，超过了近现代的许多医生。

方剂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根据病情的差异和变化，可及时加减调整。“气有多少，形在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 方剂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不拘常态，这是一种非标准化治疗、个性化治疗。

中国传统医学的另一特点，是与人文文化关系密切，具有人文精神。

中医药理论富有哲理性。五行说、阴阳说、元气论、天人合一论是其主要理论，在元理论与具体治疗之间，或者说在哲学经典与医案之间，缺少中间环节的理论。所以传统中医学理论可以说是科学理论，更可以说是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相通，中医在熟读哲学典籍时，自然会涉及文史。所以成熟的中医学家，都具有哲学功底、人文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包括文史知识。孙思邈说：“凡欲为大医”，“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许多文人对中医怀有浓厚兴趣。医学家与文学家知识结构相近，共同语言多。吴承恩、蒲松龄皆精通医道。作家有医学爱好，医家有文学修养，文医相互沟通。

药文学也是中医药文化的一大亮点。中药药名形式多样、丰富多采，有的传神，有的寓意，易引发文学创作灵感，故常有文学创作的素材。王安石用药名写劝酒诗，辛弃疾用26个药名串成《满庭芳·静夜思》赠新婚爱妻。金元时期名医朱震亨写药名文歌颂爱情：“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似天仙，巧遇牵牛郎于芍药亭畔……”汤显祖感动不已，用“牡丹亭”作为自己剧作的名称。《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也互用药名诗传情，连红娘也用药名来解读。有的医药学家用文学形式传播中医药知识，如本草有《汤头歌》，针灸学有《天元太乙歌》，伤寒学有《伤寒百问歌》等。蒲松龄著《草木传》，用戏曲形式叙述五百多种中药的性味与功能。“古典中医和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两大部分。医学家和医著之多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之多，足可相颉颃。不仅如此，二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也比较密切，即相互渗透、相互为用。具体言之，就是有许多文学家懂得医理，常常创作有关医药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医药学家比较擅文，常常在医籍中显示其文学才华。此即所谓文中有医，医中有文。这种医与文相结合的历史现象则为外国所罕见，亦为当代许多中国人所难于理解。” 许多古代中医骨子里是个文人。儒医不分，文医联袂，蔚然成风。这表明，古代中医是科技型人才，也是人文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