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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认同就是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认同不仅意味着认可、承认，还表示接受、赞同。认同不等于趋同或同化（同质化），而是强调确认相同的过程，即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它最早是一个哲学范畴，意指“同一性”，从心理学上看，它主要指人们心理上产生归属感。认同的类型很多，但文化认同是最具基础、最深层、最具稳定性的认同。王立洲认为：“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从而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综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文化认同具有多维性特征，如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确认，文化认同具有社会性，文化认同是双向或双重性的过程，文化认同具有选择性、多重性甚至是混杂性，文化认同的过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发展，文化认同主要是对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确认，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一个从理念到心理的选择过程。
文化认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最初涵义上的文化认同是与其他认同类型混沌一体，加之在一个封闭且很少变化的环境中，极少发生文化冲突，其重要性并不突出，文化认同也就不成为“问题”。文化认同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西方现代性引发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全球市场趋于统一，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密切，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造成了文化的断裂，使固有的文化认同失去了最重要的载体；现代性带来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文化霸权和强势文化扩张，被殖民国家文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质疑和否定，其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也日益丢失，从而产生文化身份焦虑；现代性强调文化的物化和技术化，造成文化内在的精神价值的丢失，导致文化认同的现实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出现了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信仰与现实等诸多矛盾，特别是西方外来文化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冲突，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背离和否定，直接导致源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文化价值认同遭遇多元文化价值的挑战，这种挑战一定程度上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使得人们丧失对中华优秀文化、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建构其上的身份的确定感、群体的荣誉感、精神的归属感等精神问题，还产生诸如道德滑坡、精神沙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问题。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价值认同问题，偏重于研究群体，研究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群体心理、集体记忆、集体焦虑问题；偏重于研究城乡文化、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
而在当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文化认同问题依然突出。面对持续不断大量移民的涌入，西方社会出现了新加入个体和少数族裔与原有城市社群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这种冲突一开始表现为种族歧视，在经历长期的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文化开始代替种族被用来广泛解释人类的差异性。“异乡人不会接受本地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决不会首先尝试着去修正自身的某些规矩；也许正是这些规矩，对本地人的安全和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地文化将异乡人定义为异端分子——‘既非朋友亦非仇敌’——并打入另册……他的进入预示了对他所进入的文化的侵犯。仅仅因为他的进入这一动作（无论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打算的），曾是安全寓所的本地人的生活世界变成了一个不安全的、问题重重的竞技场。同样，异乡人的善意也变得有害于己；他的同化努力使他更为疏远，使其局外性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昭然，平添了有关它所内涵的威胁的证据。”
基于此，历届美国政府试图以美国主流文化价值标准为“熔炉”，同化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移民及其后代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实现所谓“合众为一”。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之前，美国政府推行移民混居政策，希望移民后裔通过混居能够被美国人的习俗、规矩和法律同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之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政治正确”。随着美国移民人口和速度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亚裔和拉丁裔形成了自己的聚集地，甚至出现了移民群体超过当地人口的情况，多元文化主义促使不同文化可以平等并存于社会中，少数族裔不再刻意融入主流社会也能获得社会尊重，获得同样的权利，这就造成了国家主流文化认同的削弱和动摇。加之西方普选制度、福利政策和白人与有色人种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影响，社会歧视受到限制，少数族裔（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动力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度明显降低，而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的意愿明显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镇化浪潮强烈推进，中国社会日益分化成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诸多不协调、不平衡现象。中国城乡关系既表现为弱势、边缘但人数众多、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并成为市民的问题，又表现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母体和根基的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具有极大的反哺价值，乡村文化必须得到保护、传承和创新，以城乡文化认同促进城市中外来人口、市民和乡民的社会融合。
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存在“户籍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矛盾与纠纷，大量进城农民工和外来移民因为不能在城镇落户而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他们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民中退出，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其新市民身份得不到确认。所谓“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正是这种“半城镇化”的写照。文化认同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寻找个体和群体的定位是人们的本能性反应。农民工群体不能实现城市新市民身份，不能确认他们与城市居民内在的一致性，农民工群体就不可能认同城市文化，进而真正融入城市文化。实现农民工群体新市民身份，必须以“利益共生”化解城乡居民的对立和冲突，使城乡居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文化认同。
文化的认同主要是内部选择，而非外力强加。增强城乡居民心理归属感，就要加强社区建设、邻里建设、乡愁文化建设，创造城乡共有的特色价值观和文化品牌。它们既扎根于城乡居民共同的生产生活，也扎根于共同的历史文化，代表了城乡的“地方性知识”。
文化认同源于文化交往和沟通。加深对不同文化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风土人情等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实现跨文化交往。而城市文化优越感，对乡下人的心理排斥，以及城乡居民固有的思维模式、价值偏见等，则是影响城乡居民跨文化交往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大规模流动和城市空间大幅度扩张，城乡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城乡居民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差异、空间距离、心理隔阂等因素，仍然限制城乡居民的交往活动。据有关课题调查，城市人与农村人交往的主要障碍排前三位的分别为观念、经济地位、文化；城乡交流中农村需要的主要是科技下乡、平等互尊、户籍解禁。
促进城乡居民交往互动，关键是要把城乡融合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构筑交往载体、搭建交流平台，增进城乡居民之间的互动包容、接纳欣赏。在政府层面，多搭建以城带乡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如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礼堂工程；在市场层面，大力发展农村现代物流，开辟城乡交往市场；在舆论宣传层面，加大城乡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多创作生产有利于城乡居民交际交流的媒介产品；在社会层面，以社区为平台，以增进外来人口归属感为目标，积极推进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