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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唐］张旭
这是唐代张旭的一首七绝，是一首正面描写山景和主人生活状态的诗，如果我们再看《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同样是一篇写贤人集会与文人生活状态的散文。前者张旭写春天时节，山川秀美，万象更新，满目生机、景色宜人，引人入胜。但却碰上了阴天，他劝客人“莫为轻阴便拟归”，如果是晴天丽日，当我们深入山中，登上高处，携云总会带雨，不免“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言外之意面对着这美不胜收的景致，不如一起登高山、探幽谷，身临其境，开开心心，领略春光，也愉悦人生吧。后者写永和九年，时在癸丑，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王羲之和文人雅士会集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为了做修禊之事。在兰亭这个有高峻的山峰、茂盛的树林、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的地方，大家环绕在亭子的四周，引溪水作为流觞的曲水，排列坐在曲水旁边，虽然没有演奏音乐的盛况，但喝点酒，作点诗，也足够来畅快叙述幽深内藏的感情，感叹天地之大、人生之短。前者从集会的规模看应当是小范围的活动，也许三至五人。事寻常，诗亦短小，却写得有景、有情、有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后者据记载则是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应当是个官方性的大活动，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了洋洋洒洒的序文手稿。张旭还有一首《桃花溪》的诗：“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同样是一首写景色的诗，作为诗人和书法家，观察自然、审美宇宙是性情使然。其母陆氏为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他生长在江南，乃是比较殷实的小资家庭，应当说不是穷苦出身，这样的人容易养成性情，而不谙世事。其性情爱好可以从同期其他文选的记载中看出。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杜甫在《八仙歌》中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所以《新唐书·张旭传》中记载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孰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
从一方面看，可以说家族的教育熏陶，从小培养了张旭的书法爱好和审美传承，而作为文化人的性格和性情使得他爱好自然，欲天人合一，使其艺道、书道合于自然。正如韩愈所说，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他的脑中实际上只有生活和艺术，特别是书法。其“狂草”与李白歌诗、裴旻剑舞被唐文宗并称为“三绝”。而从另一方面看，尽管他处在唐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处在一个重视文化和书法的时代，但他的仕途并不通达，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统管御林军的官员，人称“张长史”。他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有人说他粗鲁，在一个几千年重视礼教的国家仕途自然会受影响。
张旭一生酷爱书法，视书法为生命。其钻研书法的精神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常熟期间，曾因判决官司而认识乡间老人陈牒，后因陈家有藏，于是他到陈家去，让陈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
《兰亭序》全文共28行，324字，从书法的角度看，其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这是他33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称“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历代书家都推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据说唐太宗死时把它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永绝于世。在世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序中有20多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独特风韵。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按张旭的脾性应是一定把那首《山中留客》写成过手札或者作品送同去的朋友的。当我们伫立在西安碑林那块高41厘米、宽34厘米《肚痛帖》碑石前，可见这块北宋嘉
三年（1058年）的摹刻，无款，传为张旭草书，帖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6行，共30字。其《千字文》残石，200余字。仔细端详品味，则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讲得何其正确。字与字之间的气贯，笔端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当我们打开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古诗四帖》，纸本，草书，写在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其文为：“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上元应送酒，来向蔡经家。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原诗为策），大火练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原诗为歌）吹分。虚（原诗为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谢灵运王子晋赞：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雄强奇伟，笔势纵逸。实乃草书巅峰之作。
唐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亦称《郎官厅壁记》，是传世最为可靠的张旭真迹。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立，在陕西西安。《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苏轼云：“作字简远，如晋宋人。”黄山谷更云：“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新唐书》说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唯崔邈、颜真卿。他的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颜真卿曾请教张旭，曰：“幸蒙长史九丈传授用笔之法，敢问攻书之妙，何如得齐于古人？”张公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曰：“敢问长史神用执笔之理，可得闻乎？”长史曰：“予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曰：‘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明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其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子其书绅。”
我开始临习张旭的草书其实很晚，是在2010年三人联展之后，说来不怕人笑话，最早我是比较抵触张旭的草书的，我觉得他写得有些乱，而且笔法变化太快。三人联展的时候有家电视台做采访，记者说我的字很像怀素和张旭的字，我只好认了。表面上认了，私下里便对张旭的《肚痛帖》《心经》开始琢磨，但隔了一年后我才开始临习《古诗四帖》。此帖通篇气势磅礴，布局大开大合，明人本道生云：张旭草书“行笔如空中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开始部分笔法有点拘谨，五行之后逐渐放开，一路狂放，整体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疾风骤雨，完全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在草书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
张旭的《肚痛帖》《心经》《古诗四帖》无疑是张旭生命的结晶，是生命的舍利，张旭则是个以生命作为舞者之人，他也是书法史上的生命舍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