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剖析

（一）问题分析

1.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均衡

新环境下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则是制造业供给相对严重过剩，与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不足和产出瓶颈现象同时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这一方面由于缺少作为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使制造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并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够发达。

同时，江苏制造业虽然有的发展较好已经有独立的品牌和知识产权，但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制造”层面，离“设计”“创造”与“自创品牌”层面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是以加工贸易为指向的FDI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还是为FDI企业提供配套的本土加工企业，其制造环节所带来的中间服务需求绝大多数并不在国内，甚至在国内就没有产生对高端服务的需求，因为研发设计、资金融通和销售等服务基本都是由跨国公司的母国企业提供的。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竞争。由此可见，虽然江苏制造业的总量很大，但是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较为有限，无法形成有力的市场支撑。

2.传统服务业过剩与现代服务业不足并存

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与现代服务业进入不足同时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企业的低利润甚至亏损倒闭，与一些垄断性的现代服务企业获取暴利的现象同时并存。进入过度的是那些与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关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进入不足的是那些技术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如“流通、交通、通信、融通”等，这些行业普遍与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密切联系。例如，据中国626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计算，无论是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还是管理层薪酬均值（行业薪酬合计除以公司家数）最高的五大行业，金融服务业位居暴利行业之首，最高的五大行业中还包括竞争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息服务等。

3.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较为单一

江苏制造业的全球化与服务业的本地化同时并存，发展动力不对称。过去，江苏的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动力驱使下，其增长受全球市场需求的支持，但是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因受其技术特征的影响和制约，基本上还是本地化的，受制于本地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在过去人均收入较低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的情境下，本地化的市场需求不振，因此，服务业的比重就难以有突破性的提升。相反，有的地区服务业的比重还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看来，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必须基于江苏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突破服务业在技术上不可贸易的初级特征，在信息技术等支撑下寻求全球化发展的理念和手段，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外包。

4.知名企业、品牌企业与上海等地相比较少

江苏知名企业、品牌企业与上海、广东等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相对较少，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支撑较为薄弱。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具有较强品牌效应的知名企业，但其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规模企业、知名企业和品牌企业相对较少。2018年中国服务业企业100强中，江苏仅有苏宁控股集团、三胞集团和福中集团上榜，分别以5578亿元、1460亿元和827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9、52和78位，苏宁和三胞集团的业务范围虽然涉及金融、物流、信息等生产性服务领域，但主营业务仍以零售为主。

5.行业垄断、歧视性政策导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束缚

江苏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竞赛中，以对外开放度最高、参与国际竞争最激烈而著称。但是，其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却没有形成与国内领先、国际接轨的服务经济的发展环境。究其原因，一是行业门槛过高，对社会资本的进入限制太多，部分行业垄断行为未能被打破，存在明显壁垒，特别是金融保险、公用事业和信息媒体等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加之服务质量和价格方面的问题较多，抑制了需求增长。二是行业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部分行业存在多头管理、行政分割的现象；相关机构、企业的设立和业务扩展面临较多的审批事项与繁琐的审批程序。三是税收体制不合理，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分销服务业由于税率和抵扣等因素，出现实际税负不降反升的问题。同时，在政策执行方面，由于一些地方的配套措施不衔接或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国家和地方出台的部分优惠扶持政策没有能够执行到位。

6.区域间服务业资源竞争激烈、产业协同效应难以显现

区域间服务业资源竞争激烈、产业协同效应难以显现，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缺乏整体内源性动力。近年来，为吸引服务业投资资源，我国各地服务业同质化竞争激烈，江苏也不例外。在江苏，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苏南、苏中地区，还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苏北地区，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但许多邻近地区的结构层次和业态分布都非常接近，区域资源竞争激烈。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将“做大规模”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第一要务，在引进新项目时，对项目缺乏系统的规划与引导，对于项目投产后所处价值链环节、发展层级缺乏筛选机制，忽略了新项目与原有项目的内在联系、价值链衔接。一些地区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产业选择追求“高、大”，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从而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内源性动力。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科技革命和国内消费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带来诸多机遇。现代信息、互联网、生命科学等技术的不断创新，引领全球产业加速、跨界融合发展，促使服务业模式和业态日新月异，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新动力。全球服务业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加快转型升级，新一代信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加速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服务网络化、智慧化、平台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快速提升，服务业转型升级正在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消费革命，个性化、体验式、互动式等服务消费蓬勃兴起。二是投资贸易全球化成为新的时代特征，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投资热点，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焦点逐渐转向服务领域，多边和区域性投资贸易谈判正致力于推动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信息技术推动服务的可贸易化，全球贸易逐步向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贸易逐步成为发展新热点。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发展环境日趋优化，加快迈向服务经济新时代。一是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2.2%，服务品种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二是服务业迎来全面升级的重要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正释放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活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潜力，极大地拓展了服务业发展广度和深度。三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日趋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升级的消费需求，为服务业发展带来新空间；国家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进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新保障；深化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为服务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从江苏本身看，江苏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占比至少要达到65%左右，江苏与此标准相比还差10多个百分点。要促进江苏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新的科技革命带动新的产业变革，核心问题是加快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在以人工智能为重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走向服务业主导，不是不要实体经济，恰恰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关键举措。”而走向服务业主导则需要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进程。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呈现缓步上升的态势，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显得更为迫切，需在用好市场机制、推动现代科技创新上发力，切实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两业融合”正在改变传统产业边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制造业之间存在越来越多的功能延伸，传统产业的原有边界变得愈发模糊。一方面，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客户需求和产品服务系统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另一方面，服务业制造化的现象也逐步显现，服务企业凭借其研发设计、物流网络、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其在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领域，发展起了自身的或为其服务的制造业务。受此影响，许多新业态不断涌现。 GWnk1wq2LpCgg4jiGmnImzsyJpx3sqUOWgBV0Lz030i3HI2BXUALndInfJjiS6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