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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服务业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
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加工环节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微笑曲线”两端利润更高的服务环节，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品牌策划、营销咨询服务业等方面的发展并不充分，严重制约制造业升级；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服务业供给不足并存。我国缺少对农业、工业、贸易的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的、高附加值、高利润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质到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已经制约了国家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当前“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实施过程中，需要研发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平台服务业、教育培训服务业，以及营销、咨询及品牌服务业的必要支撑。
一是服务业是我国贸易逆差的主要项目。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5024.9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8.9%、19.4%。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附加值小，服务种类、深度不够。服务业供给品种和质量，无法满足国内快速增长、升级的需求，导致需求外溢。二是服务业国际知名品牌比较少，缺乏品牌竞争优势，不仅影响了国内市场份额和企业“走出去”，也制约了提升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效益。
商贸、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覆盖第一二三产业及社会事业领域的标准体系初步形成，较好地支撑了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新经济发展。但是，服务业质量投诉比例却居高不下。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年1月发布的《2018年全年受理投诉统计表》数据显示，与服务业质量相关的投诉占总投诉比例高达61.6%。其中，生活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互联网服务、电信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服务居于服务类投诉量前五位。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信息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顾客参与服务、顾客与服务组织接触交互的时间、地点、方式、过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兴服务业态风起云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现代技术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新兴服务业态监管问题亟待解决。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监测，互联网服务投诉量2018年居于服务类投诉量的第三位。以网络购物为主体的远程购物投诉量在服务投诉中依然遥遥领先。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突显了市场监管同步创新的必要性，服务业质量标准、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从欠发达到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经济高增长之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这是客观经济规律。
19世纪末，美国经济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美国依托构建当时世界最为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保障异常旺盛的国内需求，同时创造有利于各类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发挥效用的制度环境，推动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向源头创新、基础创新的转变。
德国早在18世纪初就开启了国民教育改革，强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构建普职分轨制教育体系，提倡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理念，在中等教育阶段引入职业教育，发展出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所、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正是由于德国教育先行政策，使得德国在化学、电学、光学、热力学科技领域长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持续保持了经济独特优势。
日本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在其经济从速度到质量转化的关键阶段，日本及时调整选择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与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推动了产业链高端化，不仅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而且催生了动漫、游戏等世界级服务业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科研体系逐步转向市场和企业主导，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创新经济，实现了第二波科技创新飞跃和经济跨越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