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里与龙泉青瓷

雪拉同的故事

在英语词汇中，有一个单词Celadon，读起来很好听很优雅，它的意思就是中国青瓷。其词源来自法语“雪拉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喜欢中国瓷器的，问到外交部当时的外事人员，向他们要“雪拉同”，但是外事人员都不懂什么是“雪拉同”，后来一个外宾指着桌子的杯子说就是这类东西，外事人员当场就明白了，拿着当时最好的景德镇、唐山的瓷器给他们看，可是外宾们还是一直摇头。后来听闻此事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也是中国青瓷专家的陈万里先生一语点破，“雪拉同”就是我们的龙泉青瓷！

关于“雪拉同”和龙泉青瓷的缘起来自一个美丽而浪漫的故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个真实而动人的故事吧。

18 世纪晚期，法国巴黎盛行洛可可艺术，非常讲究艺术的别致和精美风格。

有一天，市长在官邸为女儿举行婚礼。婚礼非常华丽、隆重，巴黎的达官贵人、名流淑女，群贤毕至。随着优美的音乐，台上演着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

此时，一位阿拉伯商人提着一只精致的皮箱来到市长官邸，向市长、新娘、新郎道喜。他打开皮箱，说：“先生，这是我送给新娘的结婚礼物。”

市长顿时眉色飞扬，啧啧称奇：“美极了！美极了！美得无与伦比！”新娘也十分喜爱，问道：“尊敬的先生，她从哪里来的啊？”

“东方的古国——中国。”

从此，这件来自中国的“龙泉青瓷”就有了一个优雅的名字“雪拉同”，而后数百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至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随处可见龙泉青瓷的踪迹。“太美了！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阿拉伯商人拍拍脑门，摇了摇头，“对不起，小姐，我忘记了她的名字了。”

“嗳，真可惜，这么漂亮的宝贝竟然没有名字。”

此时，市长高兴地喊起来：“女士们，先生们，请过来观赏中国的宝贝。快过来看看，为它取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一时间，许多美妙的赞辞落到了这件礼物的身上。但市长对宾客们取的名字并不满意。

正在这时，舞台上传来优美的情歌。市长往舞台上瞟了一眼，主人公雪拉同与他的情人牧羊女边歌边舞，雪拉同身上那件碧青华丽的衣裳，飘忽在市长眼前，异常美丽。他心中豁然一亮：雪拉同的衣裳与中国的宝贝相似，雪拉同的艺术形象与中国宝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他大声嚷道：“雪拉同，中国的雪拉同！”

从此，这件来自中国的“龙泉青瓷”就有了一个优雅的名字“雪拉同”，而后数百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至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到处都有龙泉青瓷的踪迹。

这个屋里开花墙外香的“雪拉同”，在元代时，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介绍到了欧洲，各国朝野都很为惊奇。当明代郑和下西洋将大批龙泉青瓷传入亚非欧各国时，其价值已和黄金一样昂贵，当时还会将龙泉青瓷当作用绿宝石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记录西方与中国瓷器贸易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一书称：“龙泉青瓷是人类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比所有的金、银、水晶都更可爱。”

正如开头所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才知道这个被称为“雪拉同”的龙泉青瓷在国外是多么的受人欣赏和爱戴。正是由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也是青瓷专家的陈万里先生推动了龙泉青瓷的复兴。

一代宗师陈万里

陈万里先生是心源嘴里和心里一直念着的人，因为他第一次来龙泉的时候，就被陈万里先生的故事击中了。

龙泉青瓷博物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陈万里与龙泉青瓷。

陈万里是谁？做过些什么？

当我和心源一起来到龙泉大窑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当年工作的简陋而狭小的工作室，站在他当年伏案工作的书桌前，看着窗外的青山和小溪，不禁感叹唏嘘。这个长着一副文人气质的苏州知识分子，当年到底是被什么力量感召了，在交通如此不便的那个时代，来来回回多次，无意中给现代人留下了一笔如此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陈万里（1892—1969），苏州人，名鹏，万里是他的字，取“鹏程万里”的意思，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鲜为人知。陈万里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学养，异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誉为“中国古陶瓷之父”“中国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

闻名中外的龙泉青瓷，清澈如雨过天青的碧空，翠绿如宁静深邃的海洋，温润如莹澈凝脂的白玉，自古以来被收藏家广为追捧。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窑口瓷器，需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陈万里研究瓷器是从走进龙泉起步的。他在 1928 年 5 月的日记中指出：“民国十七年夏，余以视察旧处属各县地方政务南行，其初也，即以龙泉青瓷之见于载籍者，摘录若干则置之行箧，为便中实地调查时参考。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之叹，而运会所至，乃有今日之发现。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龙泉窑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空前发展，不是偶然的。当时，随着金兵铁骑的长驱直入，宋高宗皇帝及大臣们选择的唯一出路就是往南逃亡。“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也有不少瓷器用于赏赐。陈万里认为，北方大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主要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继续从事瓷业生产，这为龙泉生产官器提供了技术保证。

民国初年，龙泉屡屡发生盗掘古窑之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在明代的文献中，龙泉就一直被称为哥窑的产地，神秘的哥窑瓷器会不会就隐藏在这里呢？出于探秘的向往，年轻的学者陈万里开始了他在龙泉的艰苦搜寻。

为了想更多的了解陈万里先生，我和心源前去拜访了在龙泉多地声名显赫，为推动龙泉青瓷文化做出努力和贡献的钱汉东先生，以下内容摘录自钱先生的文章《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

哥窑寻踪煞费苦心

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富争议的一种窑口瓷器，长期以来关于哥窑的记载，就广泛存在于十多种文献之中。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物，是否真的在八百年前的宋代就存在？

当年陈万里发现龙泉窑时，在考察报告中多次写到了溪口窑。1938 年 9 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古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又说：“向以溪口之大麻窑作品，足以媲美大窑，今见墩头窑之制作，远在大麻之上，当以墩头为最胜。”“但如认此黑胎作品，即为哥窑，则所谓哥窑者，在大窑耶，抑在墩头耶？”陈万里认为：“墩头作品中，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以汝窑为最深，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

1941 年 9 月 19 日，陈万里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来龙，曾听某贾（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研究古瓷的几位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 20世纪 30 年代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一时间，溪口的旅馆、餐馆等应运而生，好不热闹，遗址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

陈万里的龙泉情结

哥窑瓷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厚釉薄胎，如同夹心饼干。类似哥窑的黑胎开片碎片不时在当地出土，当年陈万里也找到过，心源在这里也收藏过古瓷碎片。但它是否就是哥窑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必须在遗址发掘中有大量的堆积层和窑具。最早记载哥窑的是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深，他在《春风堂随笔》中云：“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大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瓷器是中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史做出的杰出贡献，所以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瓷国”。然而长期以来，陈万里先生曾因“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而感慨。

作为近代陶瓷考古界第一位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在陈万里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20 世纪 20—30 年代，陈万里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曾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地“九下龙泉、八上大窑”，发现了龙泉青瓷遗址，成就了中国陶器史上一段佳话。

陈万里在《青瓷之调查及研究》一文说：“龙泉青瓷的调查，当初在我原不过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之下附带的工作。可是到了龙泉，往大窑八都走走，着实引起了我不少兴趣。有时还因一时的感慨，鼓舞起来的勇气，竟不自量力地想在这方面有些贡献，其实正可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然而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自此之后，我因为致力于别的方面的事业……第一次在龙泉时所得到的感慨，所鼓舞起来的一点勇气，也慢慢地冷淡而消沉下去。可是，事情真的逆料，我从去年夏天起，对于研究龙泉青瓷的意念，竟会复燃起来。当时所得到的感慨，比之第一次在龙泉时所得到的还要强烈，因而所鼓舞起来的勇气，也要比之先前的增加很多，于是就促成我第二次龙泉之行。”

“未来的问题亦就愈觉得多起来了。而所要设想得到龙泉青瓷的结论，也觉得渺茫得很。因此种种感想在我脑海里回环往复，不能自已的缘故，于是我的研究兴趣愈发浓重起来，准备着在将来有第三次、第四次之实地调查。”

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最后在艰难的环境中写成了，这本旷世之作确定了浙江瓷器的地位，尤其确定了龙泉窑的地位，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本人的学术地位。然而在这个记录中的哥窑产地，陈万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没能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实证，故悬案依旧。

然而，陈万里先生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早年学医，平生爱好广泛，昆曲、美术、摄影、瓷器收藏等皆有成就。1949 年后他主动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共 55 件。

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为救国宝走南闯北

陈万里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古陶瓷研究具有深厚造诣。1930 年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陶瓷学者和考古学家，学习了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将之运用在古陶瓷研究中，为中国陶瓷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故宫博物院百废待兴，专业人才奇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陈万里去故宫博物院工作。1949 年 11 月起陈万里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

陈万里不顾年事已高，带领青年学者到各主要产瓷地区调查窑址，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古窑遗址，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发表了关于越窑、邢窑、定窑、钧窑、汝窑、龙泉窑、磁州窑、山西琉璃、中国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

陈万里先后出版了《陶枕》（1954 年）、《宋代北方民间瓷器》（1952 年）、《中国青瓷史略》（1956 年）、《陶俑》（1957 年）等书。《中国青瓷史略》一书将纷繁杂乱的中国青瓷发展史整理得有条有理，许多论点十分精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

培育人才薪火相传

考古和文物研究，是一种崎岖而漫长的历史考察，一个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赛，需要一个个团队前赴后继共同努力。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并把窑址实地考察、现代科学和书本知识相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为了让事业后继有人，他精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陶瓷研究人才，可谓功德无量。

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曾深情回忆陈万里，他说：“陈万里学识渊博，平易近人。20世纪 20—30 年代，陈万里在当时交通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不远千里，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实地考察龙泉古窑址，而且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当时条件很恶劣，房子光线也不好，我觉得陈万里这头带得好，假如没有陈万里当初到大窑考察，我们怎么能够获得那么多知识？严格地讲，有了陈万里，今天才能看到这么多东西，我个人对这位前辈充满了感激之意。”

20 世纪 50 年代，我陪陈万里去温州西山护国岭一带，当地人称西山窑。在发掘唐宋时期的窑址的过程中，陈先生教我们如何收集瓷器标本，叫我们保护堆积层，不要用锄头，而要用手慢慢拾，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层的变化。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陈万里

陈万里的学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说：“这个人兴趣很广，他用毛笔字书写规范的草书，非常精美。他是一个生活在他的兴趣当中的人。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他对龙泉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看到许多名贵的中国瓷器都被外国人运到国外去了，觉得很可惜，所以想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李辉炳告诉我们：“第一次见到陈万里是1952 年，我和冯先铭经常跟他去调查古窑遗址，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辨别。那时我很年轻也很爱玩，到处去爬山，同时也照顾老先生。陈万里有一个习惯，睡觉必须用自己的被褥，这也许同他学医出身有关，我们便帮他背被子。有时候，他骑毛驴，我便替他牵毛驴，那时候条件非常差，也没有旅馆。”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说：“故宫博物院过去称陈万里、孙瀛洲和韩淮准是‘三希堂’，这三位大师就像故宫博物院三希堂的珍宝一样宝贵。”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把孙瀛洲请到故宫博物院来，作为专家，同时还请了陈万里先生。陈万里跟孙先生正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专家，陈万里是考古学家。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才，既是理论家，同时还具有实战经验。

已故作家张中行先生年轻时常出入古董市场，当年逛琉璃厂常会碰到陈万里，他说：“那时他就有名气，常给喜欢古瓷的人‘掌眼’，那些文物商人也会主动向他讨教。”

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第一人。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敢于打破陈规，重实证而少自矜，绝无明清以来偷懒文人陈陈相因的毛病。在田野获得的知识远胜于书本，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

心源说，当他了解了陈万里先生的故事后，他不知怎的就被陈万里先生的精神感召了，是那种说不大清楚的同频共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自己似乎也该为龙泉青瓷做些什么，真心希望窑火不灭，希望文化和文明传承，希望通过青瓷作品传播美和艺术，希望更多的人认识青瓷了解青瓷，他将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在这里，这些是初心，关于初心，每年心源都会叩问自己，十多年了，初心没有变，初心不能变。

钱汉东先生：浙江诸暨人，久居上海。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中国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钱镠研究会会长。著有《寻访中华名窑》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