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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是指以通俗化、大众化和公众乐于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树立科学道德，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科普又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科普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也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早在1981年就撰文，认为科普的实质就是把科学明白化。科学常常是深奥、抽象、复杂的。所谓明白化，就是把深奥的科学知识通俗化，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形象化，把复杂的科学关系条理化，使人一看就懂，一学就明白。
对科普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科普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关注角度与侧重点不同，科普的定义也会出现变化。如仅从词义的角度看，科普更准确的含义应当是“公众理解科学”或“科技传播”。
科普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走过了漫长旅程。原始科普从人类第一项伟大发明———钻木取火开始，基于实践经验的传播活动，可谓最原始的知识普及。最初的科普是简单和自然的，如模仿式、师徒式、手工业方式等，传播速度慢，普及范围小。古希腊时期则是人类早期科普的“金色童年”阶段，是世界近代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源头。
有学者提出，从近代科学革命算起，科普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科普、传统科普、现代科普。周梦璞等则认为，科普史分为四个阶段：古代科普阶段（从原始社会到16世纪中叶）、近代科普阶段（16世纪中叶近代科技革命开始到18世纪末）、传统科普阶段（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和现代科普阶段（20世纪中叶至今）。
随着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知识的增多，同时由于书写印刷工具的出现，渐渐形成技术知识的普及，比如烧陶、冶铁、耕作技术等的传播；由于丈量土地、分配货物以及航海和天文观测的需要，促进了专门化的技术知识交流和理论化的科学知识普及。由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工人必须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才能管理机器，管理者必须掌握科技知识才能指挥生产，于是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成为维持和发展生产的关键。正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12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中国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被科学史家称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大普及，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普的发端，从伽利略开始到狄德罗为止。这一阶段，在一些国家同时出现了协会等重要组织，出现正式的科技杂志（见周孟璞、松鹰主编的《科普学》）。
18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二次科学大普及，也就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运动。培根与笛卡尔被誉为现代科学方法论之父，而在牛顿时代，重要的科学社团纷纷成立，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皇家学院、德国柏林学院等。科学社团的成立标志着科学家从个人走向集体，从孤独走向交流。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开始成为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也促进并丰富了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传播。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科学思想和技术成就的传播、普及，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如英国皇家学会自1799年创立之初，“传播知识”就一直是学会的一项主要工作，而这种把科学概念社会化的一个途径是开设面向公众的科学讲座。当时，法拉第的著名演讲《蜡烛燃烧的原理》就是在这种公众讲座上做了五次，法拉第也由此开始了他的科学生涯。
世界史上的第三次科学大普及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科技革命前夜。其时，科普已成为一种科学事业，在许多国家得到重视和资助。科普图书与期刊空前繁荣，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批科普作家，如儒勒·凡尔纳、伽莫夫、房龙、伊林、阿西莫夫等。广播、电视等新的传播手段应运而生，许多国家建立、建造了用于科普的专门机构和基础设施。
在现代科普阶段，科普更加向纵深发展。人们认识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对滥用科学的负面作用有了深刻体会。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首次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这被誉为现代科普的重要标志。由此，科普的方式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科普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交流。科普也不只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不管是何种科普，都需要科普工作者进行科普创作。可以说，科普创作是科普的基础，繁荣科普创作是做好科普的前提条件之一。科普创作是一种精神创新的劳动，既遵循“创作”的一般规律，又是精神活动的转化过程，具有独创性的特征。
中国最早的科普如同教育的产生一样，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内容以农事生产、生活常识、医疗修身等方面为主，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古代科普注重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实践，人们通过顺口易记的歌谣、口诀等传颂，我国古代科普随古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古代科普多为经验之谈，但在农学和数学方面成就甚大，基本上为实用性学科。
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科学大普及。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后20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普及大繁荣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史上的科学大普及；第三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现代史上的科学大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普事业开始发展，很快形成了第一次科普高潮。1950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协会”）成立，分别负责提高和普及两方面任务。随后近10年，全国科普协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科普协会。1958年，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协会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合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民办科普成为这一阶段科普工作的一大特点，涌现出一大批科普积极分子。一批科普期刊与图书纷纷出版，如全国性科普期刊《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无线电》《学科学》《天文爱好者》等。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十万个为什么》，全套8册，到1964年便印刷580万套，成为当时畅销的科普读物之一。
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科普高潮。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当年5月，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倡议，成为我国科普事业的里程碑。科普创作团体、科普期刊、报纸科普副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9年8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并沿用至今。1979年12月，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梦璞和曾启治宣读论文《科普学初探》，可谓中国科普学研究的奠基性文献。1980年3月，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大会上，周、曾两人作题为“必须加强科普学研究”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赞同，并被中国科协副主席钱学森专门约见，对科普理论研究予以重要指示。1980年，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从事科普理论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机构。
1996年2月，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召开，对推动群众化、社会化、经常化科普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第二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会议以“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反对迷信，大力推进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为主题。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下简称《科普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这对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6月29日，在《科普法》正式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为在全国掀起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的热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每年都组织全国学会和地方科协开展科普日活动。从2005年起，为便于公众更好地参与活动，全国科普日由原先的6月改为每年9月第三个公休日，作为全国科普日活动集中开展的时间。自2004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已连续17年成功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各地各部门在全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的重点科普活动8万余次，参与公众超过15亿人次。
中国现代科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竺可桢、茅以升、贾祖璋、顾均正、董纯才、高士其、温济泽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便活跃在中国科普创作的前沿，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科普领军人物，对推动中国科普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根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决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一书，共收录352位科普作家的简介和作品，大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卓有成就的科普作家和编辑等。其中包括：叶至善、章道义、周孟镤、王麦林、郑文光、刘兴诗、饶忠华、张景中、谈祥柏、叶永烈、松鹰、郑延慧、卞毓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