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正值暑假，“读书还是抗战，求学还是救国？”成为许多学生亟需面对的问题。8月，学生陆续返校。但是，由于很多学校被日军恶意蹂躏，校舍遭轰炸而毁坏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谋划教育机构西迁事宜。中央大学在8月底率先西迁。而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也开始陆续向西迁移，三校根据教育部规定在湖南联合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全面抗战爆发，西迁犹如逃难，匈奴未灭，何以为学？许多热血青年在这种形势下投笔从戎，参军参战。

在赶赴新迁学校的路上，一些学生就直接从军了。清华大学的杨德增便是其中一员，他回忆道：

同学多人在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招待所住。时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正招考大专三四年级机电系学生，成立技术学员队，予以汽车修护短期训练，毕业后分发至陆军机械化部队，担任战车汽车修护技师。北平学生当年发动抗日宣传，计有“一二·九”及“一二·一六”两次抗日大游行，今日已进入正式对日作战，有此良机参加部队，实现当年志愿。故我校机电系三年级同学多人相互转告集会协商，决定放弃大学最后一年学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陆军交辎学校受训，计有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和我。另外报名参加受训者尚有北洋工学院、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上海雷斯特工学院等同学，总计全队共计27人，其中女生仅有我校张厚英一人。

特别是在南京沦陷之后，人心浮动，大家都没有心思上课了。学生们围绕应否进行战时教育展开激烈争论，否定参军的也比较多。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人数共计才30976人。其中，文类（文、法、商、教育）15562人，占比50.24%；实类（理、农、工、医）15414人，占比49.76%。 虽然大多数学生都到了役龄，但他们确属稀有人才。“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双方各执己见。

长沙临时大学对从军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政府的规定，安心求学。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长沙临时大学演讲时则大声疾呼：“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

显然，国民政府在战前并没有对战时教育做好应对之策。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对于学生何去何从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经过三年多的论争，最后教育界达成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这一政策并不鼓励学生直接参加战争。 vAZxIhLoT3Q/UHfc2JsLX20S6sDCHe865zyK4fZk1UZMkJ0xmigWOWmLYYXdaQ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