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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照时间顺序和国防动员组织与指挥过程来考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国防动员的视角，将动员与征集、编练和复员看成一个整体，从而克服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动员与征集、忽视编练和复员的缺点。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主线，兼顾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既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主要内容，又兼顾国民党军队的整军、兵役、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研究等多个专题内容。既力图比较集中地叙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宏观上把握运动中国防动员各阶段历史发展脉络，又希望深入细致地展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动员、征集、编练和复员等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梳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全貌的基础上，力图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意图、组织结构、行政举措，以及军政要员、知识青年及学生的相关体验、认识和诉求，进行客观的评析，以期推动人们去思考战争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复杂关系。
本书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以国防动员的组织与指挥程序来排篇布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生前的学生从军概况进行介绍，重点介绍了1942年之后的学生从军运动。对蒋介石从控制学生到发动学生参军参战的过程进行梳理，描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机构中国防动员体制机制的缺失、初步形成、局部动员（学生从军运动）的经过。该部分为本研究主体论述的背景与前提，即第一章。
二是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组织与指挥进行较为全面的叙述，重点叙述该运动的宣传、组织、征集、输送、编练、复员等各阶段过程。主要是按照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青年军复员管理局（处）等领导机构的分工和具体工作来展开具体论述。其中，动员、征集、输送由指导委员会负责；编练、拨补由编练总监部负责；复员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局（处）负责。该部分为本研究主体论述部分，即第二章至第六章。
三是对该运动的深入分析、评价与反思。对该运动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进行评价。既肯定其积极意义，也深入分析了其局限性，批判了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在这次运动中的主要问题。该部分为本研究主体论述的升华部分，即第七章。
本书试图通过史料的收集、整理、辨别和运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从抗日战争国防动员的角度，详细阐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国防动员的筹划和实施的历程，分析其影响与价值，并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和从军青年的种种心态以及当时的独特政治现象。
在新史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全宗档案及该档案馆其他相关档案的开放，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另外，本研究还利用了重庆市档案馆（《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已对相关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江苏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在台湾地区出版和发行的史料和论著方面，主要有秦振安的个人回忆录《投笔从戎话当年——一个志愿从军知识青年从军的回忆录》、郭绍仪的《青年远征军志略》、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出版的《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军史》和《役政史料》等等。
在新观点方面，本研究主要以国防动员为理论依托和基本视角，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动员、征集、编练和复员等阶段，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青年远征军有机联系起来。如此这般，既重点考察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作为国防动员的全过程，又有限度地叙述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与青年远征军的关系，更加清晰地界定该运动作为国防动员的完整过程。只有将整个国防动员过程完整地展现与认识，才能发现该运动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这正是国防动员需要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新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尽可能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尽量利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尽量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强化历史叙述的科学性；将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相结合，以该事件为主要内容进行研究，但注重政治史、军事史和教育史的互动；尽可能将官方档案和社会文献相结合，既采用重要的官方档案资料，又注重搜集和分析口述史料、私人日记等社会上的历史文献以发现更多的历史细节。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如下：
一是在史料的全面性上存在缺陷。由于目前的资料主要依赖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全宗，该全宗档案虽然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但依然是不完全记录，在内容上存在缺失。而且，该运动的全部过程涉及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青年军复员管理局（处）等多个国家层面的指导和管理机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只有“国民政府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全宗，所以在编练阶段和复员阶段的叙述并不能以原始档案为主要研究对象。另外，该运动在各省（市）县（市）均成立了地方性的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和青年军复员管理局（处）。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未能在各地方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材料，需要在以后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
二是在史料的可靠性上存在缺陷。本研究是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放在国民政府役政的视野下考察的。国民政府的役政弊端十分严重，在各种回忆录中都有记载，已经属于众所周知。兵役法规看似完善，但很多时候都是一纸空文，在地方无法执行或者执行程度不一。回忆录既有亲身体验，也有道听途说。国民政府役政的很多问题似乎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凭借役政法规和回忆录并不能完全深入细节研究：一是这些回忆录本身的可靠性就有不足；二是国民政府的役政设计，有一些政策就是把持役政的权贵私下勾兑的结果，这些秘密的政治交易，只能从当时重要的役政人员回忆录中看到蛛丝马迹，难以证实和证伪。另外，编练阶段和复员阶段的主要史料也是来自前人著述和政府工作报告。严格地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三是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新理论和新方法欠缺。例如，在档案中出现的很多数据，大多并不完整，需要进一步分析并提炼出相应的观点。因为费时费力而且难以使用这些数据，笔者往往弃之不用；即使已经采用，也是简单利用，对数据情况难以概括或者概括不多。再如，国民政府的役政，弊端较多，存在的问题也是全方位的，既有兵役机关的，也有基层社会的；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机制的，也有短时暂时的。总之，百弊丛生，不一而足。笔者在叙述上深感费力，难以驾驭，主要是兵役理论功底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以上诸多遗憾，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扩大史料收集范围，展开深入研究工作，以做弥补，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