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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被征调的学生主要是从事军医、军法、军械、工程、翻译等专业工作。特别是中美军事合作之后，高等院校学生被征调为译员的比较多。
全面抗战一爆发，7月30日，教育部就颁发了《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校高级护士及助产职业学校教职员学生组织救护工作办法》，要求各校组织“医教救护团”，团本部设立在南京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各校限于8月10日前分别成立救护队，称“医教救护团第×队”，“其排列号数由团本部决定之”。
各学校设立的“医教救护队”的主要人员规定如下：
甲、医药专科以上学校
1.内科组 由内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专科学校四年级学生组织之。
2.外科组 由外科牙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专科学校四年级学生组织之。
3.司药组 由药学专科学校教员及三四年级学生组织之。
4.防疫组 由细菌寄生虫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专科学校三四年级学生组织之。
5.救护组 由教员及医学院二三四年级、医学专科学校二三年级学生组织之。
6.担架组 由学生及校役组织之。
乙、高级护士 助产职业学校
1.技术护病组 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教员及第三年级学生组织之。
2.普通护病组由高级护士或助产职业学校教员及第二三年级学生组织之。
3.急救组由高级护士或助产职业学校教员及第二一年级学生组织之。
4.担架组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男护士及校役组织之。
5.交通组办理伤兵运输事宜，由各级学生组织之。
6.通信组由高级护士或助产职业学校学生组织之，并受特殊训练。
关于各学校设立的“医教救护队”的征调，规定如下：
各医教救护队之各组人员，均须听候教育部会同主管机关调派工作，其所需调动经费及工作时之给养设备等费用均由主调机关负责；
各医教救护队队员调派至军医或卫生机关、各省市救护委员会或协助军医机关参加救护工作时，应听从各该主管长官之命令，其有违抗命令者应转知各主管队长惩罚。
军政部、内政部还成立了战时卫生人员动员征调委员会，负责对专科以上学校的师生和社会各种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的征调工作。1939年7月，该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征调各医药院校1939年暑期医科实习期满学生及药科毕业生，这些学生半数为军方后方医院服务，半数为国家医疗卫生机关服务。
1940年9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军政部征集医药学院（校）军医志愿生暂行办法》，规定征集对象和征集方法如下：“凡国立或省立医药院（校）各级男生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志愿于毕业后充任军医司药者，得予学期时填具志愿书履历表及保证书，经所隶学校于开学一个月内呈由教育部转送本部军医署审查并经该署派员施行，体格检查及口试合格后出本部发给军医志愿生许可状，但每一学生不能同时为公医学生兼为军医志愿生。”
军医志愿生在修业期间由军政部每月发给补助费40元（每年以12月计），送军医学校培训后，按照规定发给服装、书籍、文具及津贴。军医学校培训完毕后，分发各部队任职，“最低以二等佐待遇”。
国民政府在全国医药类的各专科学校征集军医志愿生，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前确定并培养相关专业学生，为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救护人员。
1941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默许和帮助下，陈纳德上校组建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支援中国。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黄仁霖，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中国政府购得原来被英国所拒绝的P40飞机100架，并且招募了100位有经验的美国飞行员和160名熟练机械员。他们在1941年6月28日到达仰光，我就在那里欢迎他们。”
黄仁霖早年出国留学，获得美国范德堡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热心社会服务事业。他的岳父就是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担任婚礼牧师的余日章。黄仁霖回国后就在余日章主持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干事。八年后，因宋美龄的引荐，加入并主持了励志社工作。因为其本人根深蒂固的服务理念和“洋派”的美式作风，他竟然将原来隶属于黄埔同学会的励志社变成了一个服务机构，淡化了励志社的政治色彩，将其改造为类似“军官俱乐部”的所在，主要为军官提供舒适的接待、餐饮、电影娱乐等生活服务，也为重要会议提供服务。后来，励志社也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认可，成为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为他们的生活提供高品质服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励志社接受了新的任务——为军事委员会提供战地服务。黄仁霖就成了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作为首席迎宾专使与招待专家，他和他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自然成为最适合接待美军的人选。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军，黄仁霖决定首先培养相关翻译人才。
因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部设在昆明，黄仁霖就将战地服务团的团部由重庆迁移到昆明。1941年10月17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在昆明的美军第一招待所成立，学员是从全国各高等院校外文系三、四年级征召的大学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援华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成员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来，美国的援华力度越来越大。随军翻译人员需求随之急剧增加。为此，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不断征召学生，扩大译员培训班，共培养了2436名译员，基本情况统计见表1-1:
表1-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译员教育程度与年龄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黄仁霖：《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四十年——黄仁霖回忆录》，第208页。
注：原表有误，“大学名称”列人数合计应为2472。
由于是临时征调，相关的法规并不完善。当时，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和教育部协商，征调各专科以上学校外文系高年级学生于服务一年后，不愿意服役可以复学。但后来，由于美军通译人员需求量较大，决定延长其服役年限。1943年10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向各相关学校发出训令，该训令直接转发了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公函：
案准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昆（卅三）字第六四〇五号公函开：查本团前因奉命办翻译人员训练事宜，经函请贵部征调各大学学生来团受训，分发工作原在征调办法内规定，各生于服务一年后如不愿继续服务得请求复学。惟兹以盟军来华人数增多，本团需要是项翻译人才，一时因训练不易，殊感困难，且彼等已有相当服务经验，一时离团实属惋惜。现拟将前项规定略予修正，依照航空委员会办法，凡各界由各大学征调来团之学生其于服务一年后，本团如认为仍有留其继续服务之需要，得延长其服务期间，以应实际而利招待盟军工作。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惠予照办。
1943年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从该年开始，中国驻印军和驻滇中国远征军积极准备第二次入缅作战，以打通战略交通要道。中国驻印军装备美械，驻滇中国远征军也陆续装备美械，美军派出大量人员负责中国军队的美械装备训练。一时间，翻译人才需求陡然增加。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教育部再次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大量征调译员，并规定上述学校的1944届所有男生，不需要通过考试，只要身体合格，就提前毕业全部征调译员或服兵役。
1944年3月，《云南日报》报道：“学员原定训练期限两个月至三个月，但因需要迫切，本月十五日，即将先抽调译员百余名赴各部实习，一周后即派赴各地服务，再经过两周，将再调百余名出班。又闻该班已接美方通知，本年即一九四四年内望有译员二八九二人供应，本年三月底前望有译员一千一百名供各方需要。该班渝分校将毕业学生，计七百余名，昆明受训学生已增至三百八十余名，但仍不敷分配。”
1944年3月14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出台了《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明确了“被征调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随军通译人员其服务期间规定为二年”
。
该办法对于译员的待遇规定如下：
服务期间待遇及津贴：
（一）译员阶级分为五级，除有特殊能力者外均成比照同军佐阶级如下：
一级同中校、二级同少校、三级同少校或上尉、四级五级同上尉，但空军服务者比照前项规定低两级。
（二）薪俸及生活补助费分五级支给：一级月支国币一〇九〇元，二级月支国币九八〇元，三级月支国币九三〇元，四级月支国币八〇〇元，五级月支国币七五〇元。
（三）普通津贴、眷属米照规定按年龄报领。在国内之译员不分等级，每人月支勤务津贴一〇〇〇元并另给副食津贴按当地市价八斗米价折发。在印度服务者伙食由公家供给，除照军政部规定支给印币津贴外，加发勤务津贴。不分等级每人每月印币五十卢比。
（四）译员服装规定发给夏季军便服两套，军常服两套，冬服一套。
除此之外，对于译员日后的复学，也给予优待：“征调之学生受训期满后由译员训练班将各生每科成绩抄送原校。各生服务期满后应自修之科目，返校复学时经考试及格者酌给学分并准酌予免习英文、军训及体育……战事结束后得择优保送国外留学（名额以不超过译员总数十分之一为限）。”
由上可见，当时译员的需求量和培训量都非常大，译员训练班也由战地服务团改为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负责领导。
《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规定，学生受训期满由外事局分派，主要去向为：“（一）干部训练团；（二）盟军部队；（三）本国远征军；（四）航委会等机关服务。”
译员训练班主要是由西南联合大学的吴泽霖教授负责，所延请的亦大多是从美、英等国留学回国的教授，再加上主要进行的是短期突击训练，译员对军队了解有限，对军事术语的翻译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就提到，一次他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国驻印军时：
父亲到兰姆加训练中心视察时，部队举行了一场演习，刚开始是炮兵试射，有一个中国翻译，翻译的人就是青年军团员。青年军是征召大学生入伍，没有加以军事训练，一部分就编入军队，另一部分就派到海外当翻译官。试射在英文中是“fire registration”，他翻译成“现在炮兵开始注册”。父亲是炮兵出身的，而那天我也被派在父亲身边做特别说明官。父亲就问我：“什么是炮兵注册？”幸好我反应快，马上明了其中的错误，就跟父亲说：“翻译的人不是军人，是入伍的青年军，他们没有经过军语训练，早晚会出问题。”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军语本身并不简单……父亲后来也下令实施军语训练。
当然，充当译员的从军学生的抗日热情和艰苦奉献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他们中亦有不少人牺牲在战场上，为中美军事合作和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为适应战场需要，提高军事工程人员和军事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军政部、教育部和军法部联合下令征调了大量军工、司法人员。这些被征调的学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9年初，国民政府下令四川省政府扩建新津机场，以适应陪都重庆战时空中需求激增的情势。该机场始建于1928年，抗战开始后被规划为大后方的空军基地，并需要进一步扩建。这次扩建征集了成都周边16县的10多万民工，征用民田3292亩。由于工程浩大、时间紧迫、工程技术人员大量缺乏，蒋介石决定征调高等院校师生参与。1940年12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名义发快邮代电：
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交通部张（嘉璈）部长、中央军校陈（继承）教育长钧鉴：
据航委会周主任至柔称，关于建筑新津、赣县两机场跑道所需工程人员除由本会设法抽调外，尚需调用总副工程师各一员、工程师十一员、副工程师十二员，帮工程师十一员、工务员十八员、监工员三百名、经理会计各二十员，拟恳转饬交通、教育两部及中央军校征调，以便分派新赣两处工作等语，除复照准并由该主任与各机关切商进行外，希查照。
中正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久，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呈复教育部：“各生报国情切，多自请应征，兹特尽量甄选成绩优良而思想纯正者共十六人，故较□令定名额多一人”，“经选定助教吴震声等三人，四年级学生鲍恩湛等十六人”即行整装前往成都报到。
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呈复教育部：“本校土木工程系仅有助教黄大龙一员，遵已转饬该员率领学生潘维椿、侯国珍、唐允、康国幹、聂睿聪、胡国键、方中、郭功宁、裘松根、林俊、王务襄等十一人，补足十二人之数，迳赴成都航空委员会报到，谨复。”
1944年1月，为了配合美军B-29轰炸机从中国腹地机场起飞以便轰炸日本本土，蒋介石下令在成都周边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修建轰炸机基地，以便轰炸机的补给、转场和起降；在成都、德阳、温江建成战斗机基地，以便直接对日空战和为空中力量保驾护航。这是国民政府在成渝地区第二次大规模建设机场，仅江津机场就征集了新津、华阳、温江、广汉、郫县、彭山等22县民工22万，更征调了大量知识青年参与其中，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军用机场，为盟军对日联合作战起到了巨大作用。
除此之外，军政部还先后出台了征调军工人员和司法人员的规定，并征调了大量学生。
1944年1月，军政部依据《国家总动员法》订定《军政部征用法律学系毕业生规程》，由教育部转发各校，规定：
自三十三年度起，每年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之法律学系毕业生，百分之十五由军政部征用之。应征用之毕业生，由学校抽签决定之。报到期限，以毕业后四个月为限。如未事先陈明理由逾期未报到者，由军政部咨请教育部取消其毕业资格。被征用之毕业生如服务未满二年得有服务期满证明者，各公私机构团体不得录用，其应征后服务满一年以上者，由军政部咨请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
8月，军政部又出台了《军政部征用工程学科毕业生办法》，规定：
自三十二年度起，毎年征用全国学校各级工程学科毕业生，充任军事工程人员。由军政部、教育部会同办理，并由社会部负综合联系之责。征用名额以各级工程学科毕业生总名额百分之十以内为限。应征办法，尽先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不足之处再抽签决定之。其报到手续、服务期限等与征用法律科毕业生办法相同。
根据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所编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以上药、法、工、外文等科被征调之学生，自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底止，六年中共六千三百七十一人，其自动参加军佐工作或译员考试者尚不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