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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有意控制下，大、中学生享有免役、缓役待遇，也不被鼓励直接参军参战。除了少数自己主动奔赴前线要求参战的，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战地服务和征调服务抗战的。
由于战局需要，1938年2月1日，教育部颁布《高中以上学生志愿参加战时服务办法大纲》，鼓励18岁以上学生参加战时前后方服务，这是战时第一次正式鼓励学生参加战争，但并不鼓励直接参战，而是鼓励参加战地服务。
“战地服务团”的概念，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自动化武器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成为综合国力的比拼，而巨大的死伤急需大量战地救护人员。由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各国战地服务团活跃于当时的欧洲战场。一战结束后，这些社会团体保留了下来，服务范围从医疗救护延伸至帮助、教授社会人员学习和训练相关的救护知识与技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更加激烈且规模更大，战地服务团在全世界各战场发挥着巨大作用。
学生参与战场服务，从专业需求的角度来看，特别急需的是医药、工程等专业。除此以外，大量战地服务工作是宣传动员、民众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此类工作不限专业。从参与程度来看，从事战地服务的人大多参与时间较短，是非职业性的。他们有的是利用寒暑假，有的是参加机场建设等工程类工作，工程结束就返校了（也有多至两三年的）。也有很多直接从事职业性工作，例如直接加入军队医院。从组织情况来看，大多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的，也有个别自发参与战地服务的。
战地服务，并不一定代表要加入战地服务团，很多学生、知识青年和民众都自发地参与战地服务。但毫无疑问，战地服务团是战地服务的主要团体，而且战地服务团体的史料相对集中，比以个人身份从事战地服务的要丰富。故本节主要以战地服务团体的典型代表“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为主要介绍对象。
1937年全面抗战一爆发，中山大学就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校长邹鲁为名誉团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为团长。早先，京沪杭激战，日军为牵制华南，不断轰炸广州，中山大学就开始酝酿组织抗战救亡团体事宜。梁定慧女士因负广东新生活运动会使命，“主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驻港办事处，发动侨胞备战储蓄工作”而“因公回广州”。中山大学与其联络，得到了她的鼓励和赞助，并“答允担任战团的团长，必要时亲自率队到前线工作”，后来，她还“捐出金饰八种，作为购药物奖券嘉奖之用”。中山大学再去电南京，向校长邹鲁报告，并请其担任名誉团长，“旋即获得他底同意，并允尽力在中央策助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募捐，该团筹得经费并用之购买了“缝棉衣五百件共约四百元”，“各种救伤药品及慰劳品共约一千元”，筹得实物“药棉两大箱，药物两大箱，绷带一大箱，手电筒一大箱，米粉五箱，面巾一大箱，棉衣五百件，干电池两大箱”，“并代香港妇女兵灾筹赈会携带药物一大批交第一战区及第八路军应用”。
由于经费有限，中山大学选派了20人组成第一战区工作队先遣北上，他们绝大多数是专业医护人员或曾参加过救亡工作和救护训练。1938年3月3日，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从广州赶赴武汉，再至郑州、开封。一路上他们“刊发了十多万份的宣传品”，购置了油印机后，“每三天……送给军队以二千份的册型刊物”，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工作。抵达开封后，又慰问河防将士。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服务团全体成员到各处讲演，宣传对日作战的胜利消息，直到晚上11时。凌晨3时，开封火车站突然打来电话，说从徐州战场运来了1500余名伤兵，紧急需要医护人员救护，服务团成员立即赶到开封火车站，逐个车厢地为伤员换药和包扎。
随后，战地服务团赴徐州和台儿庄进行慰问，还举行了献旗仪式，因李宗仁和白崇禧还在峄县督战，由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治接受了战地服务团代表的授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还宴请了战地服务团，席间“谈到战地服务工作，他们都认为迫切需要，但可惜全国还谈不到有普遍完善的组织”。一位处长说：“我们从京沪线打到津浦线，碰见的服务团体虽多，但以一个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为单位的组织，你们算是第一个了。”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还有着既懂粤语、又晓日语、也能讲好国语的优势，在与民众和日军战俘的沟通上没有障碍。而第五战区来自两广的士兵，与苏鲁豫皖地区的民众语言不通，隔阂比较大。战地服务团的一些成员还可以用日语同战俘交谈，向战俘了解情况。这些都是第五战区的普通官兵无法做到的，他们就想请战地服务团的成员留下来工作。该团成员介绍了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婉拒了军队的请求。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还注意到了农村工作，他们认为，“农村里需要服务团去工作比到军队更为急切”。他们在1939年编印的学生刊物《东江一月》中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农民的知识虽比不上小市民，但他们的爱国情绪及可以自由地去干救国工作的机会呢？不，农民向来都是被小部分有权势的人认为危险不安分的分子，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着严厉的监视，而他们仅有一点微弱的爱国情绪也给外力压得透不出来。”“我们试想一想：中国的农民有多少？现在的兵源是从哪里来的？抗战中所需要的物资从哪里来的？”“单是派债及抽壮丁——不！简直是拉伕——就已经把农村里的人吓得整日在发抖，不但一点微弱的爱国情绪都得烟消云散，甚而连生产也因此破坏了。”“在日夜辛劳，时遭饥饿的情况下，叫他们怎能参加到抗战的阵营里去呢？他们并不是不愿参加，但怎奈负债满身，妻子病倒何？”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东江队和香港总会救济难民队还在广东省龙川县的老隆办起平民医院，为民众解脱疾苦。
他们在战争之初就敏锐地发现了兵源问题，而农村基层的贫困与失序则直接导致了兵役的恶劣状况。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在1942年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44年，这一问题则成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