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自己在台湾的地方性研究（1966—1968），是通过现在已经取消的“伦敦-康乃尔计划”而得到纽费尔德和福特基金的资助。1988年我对北京、厦门和泉州的短暂而富有成果的访问，是由英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英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英交流项目给予资助的，这里还有斯帕尔德福利基金会（Spalding Trust）的资助。1990年和1992年选择大陆五个省的一些村子做调查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协会资助，而1995年重访我的第一个田野地点则由蒋经国基金会资助。我要对以上机构表示感谢。

我对其他有关中国仪式与宗教的地方性研究和分析所欠下的人情债，会在书中适当的地方加以感谢。而对欠我的老师们的人情债，则一定要在这里表示感谢：已故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是我的授业恩师，我们两人之间虽在观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相互的情感与尊敬；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地方性体系模型，对任何试图概括中国社会的尝试都具有意义和启发性，也包括我这项研究在内，虽然我对此并未有太多的笔墨述及；另外，他对我有关中国宗教文章发表上的鼓励，更是无价的。我还要感谢武雅士（Arthur Wolf）介绍我去台湾，感谢施舟人（Rick Schipper）在道教方面的指导和洞见。我一生的发展都曾受益于他们。

另一类在学术思想上要提出感谢的就是，多年来我与比沃里·布朗（Beverley Brown）、马克·康馨思（Mark Cousins）、保罗·贺斯特（Paul Hirst）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人的讨论和领悟。确切地说，我在这本书中得益于他们的，不大可能是专业上的，但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欠下了他们的人情。此外，我要感激詹姆斯·汉密尔顿-帕特森（James Hamilton⁃Paterson）所给予我的鼓励，并希望热情地与他会上一面。

对于石碇乡的高明国家族以及高医生，还有许多人都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对他们最初的好客以及后来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对于陈正雄，我要特别感谢他在石淀调查中所做的称职的助手工作。我还记得，在沿着盘山路去台北的路上，他坐在我的本田五十摩托车后座上，颠上颠下，尖下巴就顶在我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