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帝国的隐喻”是帝国统治的一种表象，其与作为集体表象的诗意般的实际生活、政治以及历史事件保持着联系。这是仪式性的以及戏剧表演式的一种景象，其被构筑并描绘在庙宇中，刻画和装扮在塑像上。这表象存在于所有时代，包括帝国或者王朝统治的时代以及最近共和国的政治历史时期。有些读者把我的这种表述误解成跟一种帝国科层统治相平行的结构与印证。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本书要表明的是，帝国隐喻的表演与表象，完全不同于那种对地点和权力的呈现，这种呈现不过是正统统治的一种陪衬而已，期间虽是紧密相关，却完全不同。与平行与印证性结构的说法的分歧之处就在于，这种隐喻定会随着政府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政治的性质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发生一种有规律的巨变，但这种改变与地方性的对神与神像的崇拜相去甚远。朝代的更替属于巨变，同时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又都宣称自己与其先辈以及神圣统治者的盛世前后相联，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统治范围和性质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最大的巨变就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不过在整个20世纪中，帝国隐喻的表象并没有随之发生改变。

地方崇拜（local cults）的帝国表象，其建立的时代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恰如统治王朝的合法性主张，其建立也是在和平的年代里一样。这是一种传统上的而非历史上的时代。当然传统本身也有一种历史。地方崇拜的产生和消失都有它们自己的动力，这种动力受到政府的制约，但是这种动力并非仅仅是反映或者强化了政府的制约，也不是使政府的主张成为一种没有时间的传统。还有一点在20世纪里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来，在那个时代里，帝国王朝统治的和谐观已经被废除，而地方崇拜的那些信条却一直保留下来。

所以，我确实不认为，地方崇拜的宗教，反映的是对政府统治的强化。相反我认为，我已经能够表明，即使是在帝国统治的世纪，在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中所展示的宇宙观，也不是那种政府的与中央集权的行政，而是一种对鬼的命令和控制的多元中心的组织。同样一种鬼的宇宙观能够创生出一种千年禧的运动，但这并非是地域性的崇拜如何运作的根本。其中嵌入了地方感及其历史。换言之，这里既有一种正统，也有一种异端，或者说与地方崇拜的宇宙观在派别上的分离，而这些相对于统治上的正统而言，都属于是异端。田海（Barend ter Haar 1996）所谓“魔鬼论范式”（demonological paradigm），就是从把宇宙看成一个地点这样的观念开始的，在这里，魔鬼需要受到控制，它们的力量最需要受到约束，正像地方崇拜的宇宙观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异端的模式中，追随者欢迎的是一位宣称有某种神秘力量附体的领袖，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一个假想的魔鬼力量角逐的世界中，能够拯救他们或者赋予他们以力量。通过梦、虚幻或者灵魂附体而启示给领袖一种神秘的力量，由此能够带来一种新的秩序。这随后导致了一种教派的运动，而并非像地域性的崇拜那样，导致的是一种历史的凝固以及地点场所的固化。简言之，我认为，中华帝国的时代，并非是一个完全自明的以及不容置辩的实践世界，它以等级制来划分地点、人口以及时代，并且将其不满表述为由语言、神话以及仪式所强化的同样的秩序与等级，即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信念”（doxa）（1977:164—168）。相反，存在着一种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交互影响，二者是相互平行的，每一个都会映射到另一个上面，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本身并未受到挑战，一直到晚清王朝遭遇到那些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时为止。

然而，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仍然存在，即有关本书所涉及的材料的问题。这些都根基于自己田野研究的观察以及依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历史研究。但是这一历史研究所涉及的地方档案与方志的年代，则包括了从宋到清的帝国时代，也包括20世纪在内。我是将它们放置在一起来构建一种制度的存在，即是指中国的地方性仪式与崇拜的存在。这一制度一定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本书中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更多的是给予结构化，即要提出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其正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在于撰写这一制度的历史。我能够补充的并非是想从地域性崇拜的军事化特征中看一种强烈的标志存在，这种标志常常被称之为“巡”。另外，从王铭铭（Wang 1995）对泉州到处都有的邻里崇拜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作为地域单位的界定，有时是从明朝军事要塞或民团组织开始的。这些帝国统治的单位，随之转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神话以及集中在它们上面的一套仪式与崇拜。但是，我略能补充更多一些的是有关中国地域性的崇拜制度的朝代史。

地方崇拜所经历的改变将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首先，第一章将尽可能地对我所要描述的这一民间宗教制度的术语加以厘清。第一章提出了一个争论，这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们都感兴趣的争论，那就是，你自己对异文化的诸神没有信仰，又对那里人们的言行完全信赖，那你如何描述这些人对诸神的信仰？

我简述了一些基本的政治与历史视角，通过这些视角，可以对诸神有更好的理解，同时还描述了认同与表征的运作，诸神属于这些运作的范例。我还引入了中国人有关神和鬼的表象以及求助于神鬼的那些仪式。这一章一开始便讨论它们是如何构成一种具有超越性而又古老的隐喻，接下来提出了一种宗教的概念，这是一种更有效度的概念。对此，在第五章的结论部分将给出最后的结论。

第二到第七章描述了地方崇拜的制度，描述了它们在帝国与民国时期的政治与宗教背景下的节庆及其诸神。帝国的官方崇拜，即帝国统治的特征与意识形态，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有专门的讨论。第二章表明，仪式权威是帝国统治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权威的民间看法是将其转换成一种带有威胁性的以及像魔鬼一般的权威。第三章是在帝国的权威以及地域性的地方崇拜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第六章论及道教以及为庆祝一座新的庙宇落成或者重新修缮一座庙宇而举行的盛大的醮祭。帝国崇拜与道教是地方崇拜的最直接的宗教背景，因而相互也是最为紧密相关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中所产生出来的地方崇拜的独特性，也是争议最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详细描述了地方性庙宇和节庆自身的政治文化。其中我既提到了帝国式的统治，也提到了共和式的统治，正是在这些统治之下，地方性庙宇和节庆曾经得到过蓬勃的发展。第四章是有关地方节庆与庙会组织的详细描述，是根据我自己在台湾的实地观察而得。接下来的一章是谈论在中国这种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独特性，我希望这一章也能够顾及到其他的地域，特别是华北，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在第五到第七章中，主要讨论了仪式表征的表象与操作。我希望在这里，有关地方节庆以及地域崇拜的制度的独特性能够得到展现。并且这里还论及了一种魔鬼力量的表征。有关“魔鬼力量”及其表征的含义，在第七章的结尾处有更清楚的表述。

在这一新版中，除了对每一章有详细的修改并对各章的主要观点给予廓清之外，我还新增加了篇幅很长的一章，内容涉及政治与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对大陆和台湾的民间宗教都产生过影响。有关大陆，我接续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大众运动的政治，能否将其最恰当地描述为“宗教”？仪式与宗教总是密切相联的，特别是以一种人文科学而非神学的视角来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对毛崇拜的最恰当术语便是“政治仪式”。它是指与一群人的重大命运相联系的一种自我塑造。本章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大众运动仪式的效应，这种效应取代了、压制了或者摧毁了所有宗教的仪式。不过，其中讨论最多的还是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束以后地方崇拜的复兴，即本章最后一部分内容。这些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包含有先前政治仪式的影响？这一章还包含有跟台湾发展状况的比较。在台湾以及在大陆，都有一种我称之为聚会式宗教（congregational religion）及其宗教仪式活动的迅猛发展，这种仪式活动关注的是个体的生活与期望。这些仪式活动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们跟很传统的地方崇拜是共存的。在这两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各自都有多种多样的宗教生活。在其转型之中，宗教传统与新的宗教已经变成社区发展、文化、旅游以及制造文化遗产的政治对象。

在20世纪的历史结束之际，本书包含更多的则是地方性的地域崇拜，尽管更多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着手分析的。在我提及台湾及大陆的政治变迁之处，我已经描述了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地方崇拜是如何标记它们自身的，还有就是，如何能够把地域性的崇拜看成是政治与军事组织的基础。但是对这一新的中文版而言，我们（译者和我）已经走得更远，另外增加了两篇在我完成了《帝国的隐喻》一书之后写下的文章。我在这两篇文章中，要比在本书中更加细致地探讨了一种用来思考地域性地方崇拜转变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是否在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持续不断的地方崇拜使得它们有了一个公共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的狂欢式表演，能够成为对最近的政治历史的讽喻。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暗示了，地方崇拜的复兴是一种对地方认同感的深邃的宣言，这里有着其自己的神话与历史，有着相对于国家的神话和行政以及集体式政府制度的自主性。这里强调的是，作为典范式领袖神话一部分的神的故事的重要性，并且它们也是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实际的卡里斯玛式的地方领袖得到塑造，并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两篇文章，都包含有一种很强的思考，即有关现代国家制度对于地域性的崇拜影响。帝国的正统与异端的戏剧，已经为一种有关地方传统与驱鬼以及节庆的仪式所取代。它们已经变成了文化与文化再生的一种政治资源。与此同时，社会与地理空间的流动的快速增加以及电子传媒的便利获得，打破了居住地与市场的地域单位的社区边界。它们让地点的界定更为“古旧”。地点还是由庙宇及其节庆来界定，但却是作为一种怀旧的形式。仪式和节庆的驱鬼部分，转而进入到了荣耀地方性传统的表演中来。在这上面添加的并非是地方崇拜、宗教和意识形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地域性的崇拜的表演者和组织者那里激荡出一种反思性的回应。头面人物、预测未来以及道德力量的资源，这些可以直面的命运和历史之维，已经交织在一起了。但是人们所坚守的地方崇拜，仍然是一种让人浮现出一种历史地方感的资源。

附录中最后还包括一份我早期的出版物（附录三），这是有关台北市三个主要庙宇的人类学研究，这座城市从晚清的府城沦为一个日本人的殖民地，之后又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这是一项有关各种精英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央政府施加不同的国家崇拜时，他们如何在与不同的政府以及跟他们一样的市民以及起源地点的关系中规范自身。就民国时期的政体而言，我探察到的是一种半官方的国家崇拜，尽管并没有那样的清晰可鉴。

王斯福
2003年3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