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1937年11月8日出生于柏林，为英国国籍，是著名的汉学人类学家。1961年获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硕士学位,1974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68—1973年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1973—1998年任职于伦敦城市大学，曾任lecturer, reader, professor等职。现为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研究教授及东方非洲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教授。学术专著有：《帝国的隐喻》[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new edition, with a new chap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中国的草根克里斯玛》（Grassroots Charisma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与王铭铭合著；《一项中国人风水的人类学分析》[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 （new edition with a new chapter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eomancy）, Bangkok, White Lotus, 2002]。并有多篇在汉学人类学领域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发表，部分篇目收录在《帝国的隐喻》的中文翻译版的附录之中。

《帝国的隐喻》初版于1992年,2000年再次修订并增加了第八章，本次翻译便是依据2000年的这一新修订版完成的。1992年的版本主要内容是作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台湾郊区石碇乡为撰写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因此材料主要是关于那个地区的,2000年新版增加的第八章，主要是王斯福教授依据后来在中国大陆所从事的村落调查而写成的，尤其集中于福建安溪、江苏吴江以及河北赵县的民间信仰。此书为海外中国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大凡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并企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视角研究和审视者必是无法避开此书的问题和讨论。

在书中，王斯福教授关怀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在一起。他避开了汉学人类学在对社会组织加以研究时所经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范式，径直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汉学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所未曾过多涉及的领域。另外，本书更加关注的是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的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的，并且他相信，在这种模仿之中，意义会发生逆转，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他通过引证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生活的例子，如烧冥币、灶神传说、城隍庙的崇拜等，向我们逐步揭示了这些习俗背后隐含着的帝国隐喻的逻辑。对此，王斯福的回答就是，民间社会可能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这种模仿不是通过一一对应，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来实现，即所谓神似而非形似。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并发生了转化。否则，民间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而试图扼杀掉这种能力，那么民间与帝国之间的沟通或许就变得不大可能了。模仿的过程显然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甚至有时是一个颠覆和创新的过程。当然，帝国的隐喻并不是帝国的复制，进一步说，它不是帝国科层制的翻版。今天，帝国的科层结构改变了，但是民间帝国的隐喻依然在起作用。另外，在帝国那里通过仪式建构的权威，到了民间宗教那里，就被改写成一种具有威胁性并且如魔鬼一般的控制力，在这里，帝国权威的隐喻逆转而成为民间社会对权力的再定义。

本书在海外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此书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在论述的风格上，作者采取了非同一般人类学家讲故事的做法，而是直接讨论一些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景恰恰又被放置到了一种从《礼记》为开端的中国历史的典籍以及文本之中，从而使得此书并非容易为一般读者所读懂，这之前需要具备一些有关中国道教的知识以及历史典籍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读者还需要了解王斯福在细致入微的阐述中所不断强调的社会统一与分裂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对于这一前提，读者不可不提前有所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