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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P T E R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美国两党对此鼎力支持。在美国政体中正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
美国在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的概要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正寻求“塑造一个符合其模式的世界，从而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指手画脚”。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说过：“我们正试图把中国的威胁不仅视作对整个政府的威胁，还视作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1]
就连乔治·索罗斯——一位曾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阻止特朗普当选的华尔街大佬，也赞扬了特朗普对待中国的立场。他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外交成就，是对中国制定出连贯的、真正的两党合作政策。”
[2]
他还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为其“战略对手”是正确的。
尽管美国的建制派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大都热情地支持特朗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指出，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18年3月中旬，我同基辛格博士在其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俱乐部的私人包间里共进午餐。那天据气象预报说会有暴风雪，这令我担心午餐是否会被取消。然而，即便有暴风雪预警，他还是现身了。我们愉快地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坦白说，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缺乏应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但他在午餐会谈中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相形之下，当年美国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卷入针对苏联的冷战的。乔治·凯南是制定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主要战略家。他以笔名“X先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在该文中他首次公开阐述了这一战略。这篇文章源自凯南于1946年2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长电报”。这封电报是他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这一要职时撰写的，而他的主要使命是制定长期战略规划。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基伦·斯金纳教授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2019年4月29日，在一次公开小组讨论中，她透露，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她在率领部门努力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以配合前主任凯南提出的战略。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正如拉惹勒南教给我的，一个人在构思这类问题时，必须始终“思考不可想象之事”。
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想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对此，政策规划部门应予以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见过乔治·凯南，我相信他也愿意直面未来最棘手的问题。
问题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虽然仅拥有世界4%的人口，但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却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GDP规模也从未追赶上美国，只达到美国GDP规模鼎盛时期的40%。 [3] 未来30年，美国的GDP规模会变得比中国小吗？若是如此，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必须做出何种战略改变？
问题2： 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改善3.3亿公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如果保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与提升美国公民福祉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
问题3：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被证明是一种审慎的举措，因为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最终，这导致了苏联的破产。中国从苏联解体中吸取了教训，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重点发展经济。美国继续扩大国防预算是明智之举吗？还是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基础设施？中国希望美国增加还是减少国防开支？
问题4： 美国并非单凭一己之力赢得了冷战。当年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方伙伴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并发展了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重要的第三世界朋友和盟友。为了维持亲密的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保持经济开放，并慷慨地提供援助。最重要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以慷慨精神而闻名。但特朗普政府宣布了“美国优先”政策，还威胁要对欧盟、日本等关键盟友，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盟友加征关税。如果美国连关键盟友都疏远了，它还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联盟来制衡中国吗？对于中国来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算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礼物吗？中国是否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邻国建立起新型经济伙伴关系，从而可以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实施前先发制人？
问题5：
美元，而非美国军队，才是美国可以用来凝聚盟友和对手并使之遵从自身意愿的最强大武器。美元已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币种，在这方面，美元可谓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服务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直以来，外国银行和机构无法避免地要使用美元，因此，美国可以将其国内法律应用至域外，并对违犯美国国内法律，或与伊朗和其他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的外国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在严厉的金融制裁下，朝鲜和伊朗等国家被迫与美国坐到谈判桌前。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得到多边机构的支持和认可时效果最佳，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多边制裁转向单边制裁，并将美元作为武器对付对手国家。将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武器化以实现单边目标，这种做法是否明智？目前，尚没有哪一币种可以行之有效地替代美元。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吗？这会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吗？中国能够刺破它并削弱美国经济吗？
问题6： 在制定对抗苏联的战略时，凯南强调，对于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给全世界人民营造出这样一种国家印象”，即美国国内取得了成功，而且整个国家“充满精神活力”。 [4] 约瑟夫·奈教授称之为美国的软实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飙升的时期。“9·11”事件以后，美国违犯了国际法，并且未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成为第一个重新引入酷刑的西方国家）。如今，美国的软实力已然大幅下降，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尤为如此。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来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如果美国被视作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它能赢得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吗？
问题7：
麦克马斯特将军在2017—2018年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表示，归根结底，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代表了“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都应该同样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世界上较大的三个民主国家中，有两个是亚洲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国的民主政体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威胁。不仅如此，欧洲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犯下的一个典型战略失误，就是用对抗苏联的旧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恰似用昨天的策略来打明天的战争。美国的战略思想家是否有能力制定新的分析框架，以抓住与中国竞争的本质？
问题8： 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总会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凯南曾明智地观察到，“发脾气和失去自我控制”是软弱的表现。那么，美国的对华反应是受理性的驱使，还是潜意识下的情绪使然？长久以来，西方人在心理上对“黄祸”怀有一种深层的、潜意识的恐惧。基伦·斯金纳曾指出，与中国的竞争其实是一种与“非白种人”力量的竞争。鉴于此，她明确指出了究竟是何种因素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情绪反应。在华盛顿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有哪位战略思想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政治不正确”却真实的观点，而不会受到政治攻击？
问题9：
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武曾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5]
美国了解它的中国对手吗？举例来说，当美国把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视为中国共产党
时，是否犯了一个基本的认知错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灵魂根植于共产主义。然而，在许多客观的亚洲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着“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的角色，其灵魂并不是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意识形态，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了解对手的思想。因此，这里有一个测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丰富的文明史的专注程度有多深？答案也许会让许多美国人惊讶不已。
问题10： 在《论中国》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强调，中国的战略是以其本土棋类游戏围棋的思维而非西方的国际象棋思维为指导的。下国际象棋时，重点是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而下围棋时，则要致力于慢慢地、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得利于己方。围棋强调长期战略而非短期收益。那么，中国是在缓慢而又耐心地积累资产，逐步将战略游戏引向利于自身吗？有趣的是，美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努力，以阻止中国为获取优势而采取的两项长期行动。但这两项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第一项努力是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中国于2014—2015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项努力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内在力量和耐力来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
我提出这些问题，旨在激发一场战略辩论，思考不可想象之事，剖析和理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10年将出现的许多复杂层面。本书的一大目的就是，促使大家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且变化的主题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
在卷入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前，每个美国战略思想家都应该客观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这场竞争究竟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风险？简言之，美国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吗？这种想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在物质层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体制的创新性和活力（特别是美国拥有的自由市场、法治和高等教育），以及美国的人民，使美国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水平能与之媲美。
在道德层面，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相信，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败。美国人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没有哪种政治制度在本质上能够媲美开国元勋为美国所做出的构想。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国近年来越发“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把中国描绘得越邪恶（尤其是违背了美国对中国的预期：逐步开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美国人就越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中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还为自身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感到自豪。在很多方面，它的确如此。它继承了伟大的西方文明，立国之基就是理性和逻辑。科学革命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也使美国统治了世界。美国拥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众多世界顶级的大学和受教育程度极高的精英阶层，这些优势使之认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知识创新和道德优势等关键领域，没有哪个社会能与美国竞争。
美国人还认为，他们拥有地球上最开放的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各种机制会在美国出现重大错误转向时发出警告。遗憾的是，在最近几十年里并未出现这种警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30年里，50%的美国底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在下降。
这并不是因为某次转向出现了错误。本书将会讲到，美国已经严重背离了一些在当代社会中被定义为社会正义的关键原则。约翰·罗尔斯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试图在自己的著作中汲取那些伟大的欧洲先哲的智慧，美国的开国元勋都从中得到过教诲。不幸的是，许多美国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背离了一些关键的建国原则。
同样，鲜有美国人意识到，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19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7.3%，中国GDP只占4.5%。
[6]
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0.6%，中国GDP只占3.86%。到2018年，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5%，低于中国的18.6%。
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位居第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更少有人考虑过这意味着什么。
更关键的是，中美对抗的全球背景将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世界已然变得更加复杂。显然，除非美国去适应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否则它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在文明发展变化的舞台上，世界正在恢复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历史平衡。两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改写了历史。事实上，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经济实力最强的文明国家。因此，过去的近两百年是反常的。
西方再也无法继续主宰世界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国家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它们汲取了西方在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许多最佳实践。因此，当西方文明的许多部分（尤其是欧洲）显得疲惫、缺乏动力和能量时，其他文明已开始蓬勃兴起。在这方面，人类文明和其他生物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现在它强势振兴也不足为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孕育出强大的文明力量。王赓武教授观察到，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但只有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四次衰微又重新崛起。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具有非凡的韧性。中国人也极富才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去的30年，是中华文明经历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发展最好的30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民的巨大智力资源并没有在封建帝制下得到发展。过去30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智力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中国人数个世纪以来所拥有的文化自信，加上中国向西方学到的事物，使中华文明焕发出特殊的活力。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裔心理学研究员范琼，在2019年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如果不亲眼看看，这种变化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文化、自我观念和士气正在迅速地转变——大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与美国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7] 如果根据过去两千多年来的实际表现，用一个指数衡量不同人类文明的相对强弱和韧性，那么中华文明可能高居榜首。中华文明今日的非凡活力并非特例，其他亚洲文明也在蓬勃发展，因为西方国家向世界很好地传授了经验并广泛分享了自身范例。 [8]
我可以自信地说，亚洲许多不同社会的文明活力源自一种非比寻常的文化怪癖。我同亚洲多个社会都有着文化上的联系，从德黑兰到东京。亚洲生活着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1948年，我出生在新加坡，父母都是信德地区的印度教徒，因此，我与南亚超过10亿的印度教徒有了联系。东南亚国家中十个有九个具有印度文化的根基。当我在东南亚看到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相关的演出——我小时候经常观看——时，我能感受到自己与它们的联系。有超过5.5亿人生活在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1947年，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痛苦的事件——印巴分治，之后我的父母便离开了巴基斯坦。我儿时就学会了用阿拉伯文字来读写“信德语”。我的名字Mahbubani，也源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mahboob，意为“宠儿”。因此，当我访问具有阿拉伯或伊朗文化的地域时，我也能感受到自己与它们的文化联系。当我参观中国、韩国、日本的佛教寺庙时，我也能感觉到这种文化的亲和力。佛教首先在印度出现。年少时，母亲会带着我去佛教寺庙和印度教寺庙里祈祷。
与亚洲社会的如此广泛的个人联系，加上我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10年经验，使我相信在国际事务领域，世界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我们应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个国家——中国还是美国——正在与其他192个会员国中的大多数朝着同一个方向“游泳”？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海外政策和愿景自然地契合世界其他国家的诉求，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确实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设定了大方向。主要的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是在美国国家实力鼎盛时期创立的。它们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在文化认同方面，这些机构以西方文化而非亚洲或中华文化为导向。尽管它们巩固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优先权，但近年来，美国一直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向它们靠拢。
一言以蔽之，断言美国能赢得这场竞赛还为时尚早。中国同美国一样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事实上，在一些具备战略敏感性的国家中，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和观察人士已经开始为一个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世界做准备。
然而，就像断定本国会赢的美国思想家的战略失误一样，中国如果认定自己会赢，也将出现同样重大的战略失误。尽管中国在规模和文明韧性方面具备许多优势，但中国领导人如果低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潜在优势，也将是不明智的。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准确地说是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了西方经济体之后的几年间，中国已经为自己不太明智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在雷曼兄弟发生危机时，曾被大肆吹嘘的美国金融体系似乎濒临崩溃。10年后，美国已经从这一危机中复苏。
因此，如果我能够建言献策，我会强烈建议中国要高估而非低估美国的实力。如果要我起草一份给习近平主席的简报，谈谈美国的强大实力，我会这样写：
20年后，我们将迎来鸦片战争200周年纪念。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段时期，英国人拿走了我们珍贵的茶叶，却强迫中国人民接受鸦片作为报酬。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国家积贫积弱，蒙受了百年耻辱，直到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今天，中国国力强盛。没有哪个强权可以欺侮中国。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醒我们，“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9]
然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前也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曾希望“美利坚”（美国）在中国崛起时继续沉睡。遗憾的是，美国已经觉醒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前，我们必须做好未来几十年进行艰苦奋斗的准备。
如果我们低估了美国的强大实力，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中国人害怕混乱。过去的岁月里，混乱让中国屈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显然，美国当前正经历着混乱。特朗普向来是一个极端化和造成分裂的人物。自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社会从未像今天如此分裂。
混乱理应是衰落的信号，但对美国来说，却是实力的象征。这种混乱是人们对美国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进行大声争论造成的。人们大声地争论，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政府。这种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在美国人民中创造出一种巨大的个体赋权感。
这种个体赋权意识使美国社会培养出一些极具权势的人物，这也是美国的一大战略优势。在许多社会中，突出的高钉子会被敲下去。中国的成语“树大招风”意指身居高位的人容易招来攻击。在美国，人们却崇尚高大的树木。因此，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等成功人士，成了备受钦佩和尊敬的美国人。即便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也同样受人钦佩，哪怕脸书和特斯拉正饱受批评。在培养强大的个体方面，没有哪个社会拥有像美国那般强大的生态系统。中国社会无法复制美国的这种强大优势。
美国的第二大战略优势是拥有大量优秀而聪明的人才。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从理论上讲，庞大的人口数量让中国可以从更广阔的人才库中探寻人才。然而，就像李光耀一针见血指出的，美国有能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的人才。美国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它愿意接纳那些出生于外国却在美国取得了成功的人成为本国公民。因此，近年来，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包括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等，在外国出生并非劣势。相形之下，没有哪家大型中国公司或机构是由在外国出生的人负责经营的。
美国的第三大战略优势是拥有强大的制度。美国社会信奉并鼓励个体赋权，然而，它并不依赖强大的个体领导者。相反，它依靠强大的制度来保护社会。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发挥了卓越的聪明才智，起草出一部规定权力制衡的宪法。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这份权力也受到其他机构的制约，比如自由的媒体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宣布特朗普推出的“穆斯林禁令”违宪时，特朗普不能利用军队推翻最高法院。在美国，法治高于政府。
美国强大的体系和法治解释了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对美元抱有信心。这种对美元的信心，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赋予了美国通过印钞以维持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嚣张特权”。近年来，美国还将美元作为制裁别国或向其施压的强大武器，而中国没有这种武器。
中国的经济规模曾经是美国的1/10，现在已超过美国的60%。
[10]
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也比美国多。中国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22%，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77%；
相比之下，美国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3.37%，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8.72%。
然而，在全球贸易中，使用美元的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41.27%，而使用人民币的交易量仅占0.98%。
[11]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和富豪对美元有信心。在全球金融交易中，人民币尚无法取代美元，因为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未来几十年，美元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第四大战略优势是拥有许多世界顶级大学。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最成功的社会往往是那些孕育了各种思想流派的社会。在中国极具创造力的时期，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不约而同地出现。今天，美国在培育不同观点方面引领世界。美国大学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力生态系统之一。这种挑战和批判传统智慧的文化反过来又激发了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因此，美国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20世纪80年代，日本仿佛一度可以成为比美国更成功的经济体。但是，即便是在最繁荣的时期，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比美国少。美国大学里有着数以百计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优秀的大学具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们为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来美国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渠道。这些优秀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在聘用教职员工时不会考虑一个人的国籍或种族。它们会挑选优秀的人，无论他来自哪里。在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方面，世界上极少有大学能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未来某一天，人口数量有望超过中国的只有印度。目前中国可能无法从印度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但美国已经这么做了，并将继续吸引印度的人才。有朝一日，印度与美国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中国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和印度，也许会走到一起展开合作。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美国的第五大战略优势是，它也属于一个伟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大学能够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功。自人类文明伊始，中华文明就与许多欧洲文明并驾齐驱。的确，我们比欧洲文明拥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比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
然而，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衰落了。这使中国在1840年后经历了百年屈辱。因此，低估西方文明的力量和活力将是一个战略失误。
美国作为伟大的西方文明的一员，让美国人民受益匪浅。这使美国人民拥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就像中国人民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员所获得的文化自信一样。然而，美国并非西方文明的唯一成员，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是西方文明的一员。因此，在任何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都不会孤立无援。西方文明的所有成员之间有着极大的信任，尤其是“五眼联盟”（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情报组织）。伴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升温，其他西方国家将直接或间接地助力美国。
总而言之，当我们开始与美国进行伟大的斗争时，我们可能出现的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低估美国的实力和力量。250年前，这个国家横空诞生，它比中国年轻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社会之一。让我们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想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目标，就必须赢得这场竞争。 [12]
虽然这份简报是虚构的，但我认为其中的内容可以准确地体现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真实看法。他们真诚地尊重美国拥有的强大力量。就连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也公开表达了他对美国的尊重，哪怕他的女儿已经被捕，他的公司也受到了美国的打击。鉴于此，中国领导人应尽极大的努力，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的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将上演一场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是一个悖论，因为这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说它不可避免，是因为许多决策者都有一种心理，认为大国之间的所有竞争都是零和博弈，也正是他们将做出推动这场竞争的战略决策。因此，如果中国加强在南海的海军部署，那么美国海军将会视之为自己的一种损失，并加强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在维护国际航道安全以保障航行自由方面，美国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航行自由。
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误解迷雾，使双方更好地了解——哪怕并不认同——对方的核心利益。
更好的理解不一定会带来和平与和谐。仅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政府或许可以向那些在中国香港呼吁获得更多权利的抗议者表示同情，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可以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这些示威活动。然而，任何精明的美国政府都应该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从而做好对公众舆论的平衡。对于香港这块曾经在19世纪被掠夺的领土，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会表现出软弱。
因此，我希望读完本书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驱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更深层的动力。本书也为可能出现的一个乐观的结论留出空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公共政策是由冷静和理性的推演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解所驱动的，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制定出防止两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一种痛苦和不必要冲突的长期政策。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始终清楚两个重要的数据：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有3.3亿人口。这是两个很大的数字，但中美两国人口加起来（约17亿）尚不到世界人口总数的25%。剩下75%的人口中，许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的、相互联系的、充满危险的星球上。因此，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会容忍美国或中国采取极端或非理性的措施。
在《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开国元勋要求美国人民“尊重人类的舆论”。如果说何时应该听取这一建议，那么就是现在。世界已经变得颇为复杂。本书在揭示这种复杂性的同时，会就如何管理这个复杂的世界给予建议。
为了抵达得出这一乐观结论的快乐目的地，我们首先要穿过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领域。因此，本书首先将分析中美两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书中许多令人痛苦的评论，可能会使中美两国的读者都感到不适。然而，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学习合作的唯一途径就是去了解双方在哪里出了错。这就是我们旅程的起点。
[1] Michael Kranz, “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 and That Americans Must Step Up to Defend Themselves,”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13,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sg/china-threat-to america-fbi-director-warns-2018 - 2.
[2] George Soros, “Will Trump Sell Out the U.S. on Huawei?,”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will-trump-sell-out-the-u-s-on huawei-11568068495.
[3] Robert O. Work and Greg Grant, Beating the Americans at Their Own Game: An Offset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ociety,2019,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Work Ofset-final-B.pdf ?mtime=20190531090041.
[4] Mr. X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 July 1947, 581.
[5] Sun Tzu, The Art of War , trans. Lionel Giles (M.A. Pax Librorum,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1910, https://www.paxlibrorum.com/books/taowde/.
[6] Angus Maddison, “Table B–20. Shares of World GDP, 20 Countries and Regional Totals, 0–1998 A.D.,” in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6), 263.
[7] Jean Fan,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Palladium Magazine , October 11, 2019, https://palladiummag.com/2019/10/11/the-american-dream-is-alive-in china/.
[8] Kishore Mahbubani, Has the West Lost It?: A Provocation (London: Penguin, 2018),36–46.
[9] Xinhua, “Full Text of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Daily , updated November 4, 2017,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cnational 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htm.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8 (Washington, DC: IMF,2018).
[11] SWIFT,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Where We Are and What We Can Expect in 2018 ,https://www.swift.com/resource/rmb-tracker-january-2018-special-report.
[12] Song Wei, “Xi Thought Leads to Chinese Dream,” China Daily , updated January 2,2018,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1/02/WS5a4ac774a31008cf16da487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