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

这是本书的开篇语，我在2019年写下这些字句，次年初该书在纽约首次出版。遗憾的是，我竟一语成谶。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乔·拜登当选总统。然而，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非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对此，许多中国读者肯定一头雾水。本书旨在回答中国读者脑海中关于这一重大地缘政治竞争的所有大问题。事实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阐释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其中一种结构性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永保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乔·拜登在2021年3月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美国为何会将中国崛起视作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终将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并非有意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相反，中国的目标是改善人民福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改善人民福祉的一项成果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也扩大了。事实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倍，到了2014年，这一差距大大缩小了。2019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21万亿美元，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按照这个口径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

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时会给美国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为何会如此令人震惊？答案也着实令人错愕：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显然，不愿成为“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得知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可能会备感震惊，因为在未制定战略的情况下就发起竞争可谓疯狂之举。若有中国读者对此表示怀疑，那他们应该知晓，向我证实这一点的正是美国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在中国很有名，他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中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先行者。在本书中，我描述了2018年3月在纽约与基辛格共进午餐的情形，当时他向我证实美国是缺乏对华长期战略的。

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目标是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然而，正如本书中深入解说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导致的，而是中国储蓄和投资之间失衡的结果，详见本书第三章“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实力，那么这已经失败了。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到了2019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3年之后），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6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美国的仅增至5.5万亿美元，不到2009年的1.5倍。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显然已告失败。拜登本人也证实了这场贸易摩擦的失败。2019年7月，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有人问拜登是否会保留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回答“不会”，事实上，他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

既然拜登亲自证实了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失败，那么他在2021年1月就任后，应该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这才合乎逻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在美国同胞面前显得软弱。

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就个人观察，我认为拜登在2009—2016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友好。当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2月访美时，拜登负责接待他并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2011年8月，拜登以副总统身份访华并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待。与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官员相比，拜登对中国的评论会礼貌得多，对此我毫不怀疑。然而，即便拜登再客气，基于本书阐述的许多结构性原因，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将继续。

但本书的结论还是乐观的。书中最后一章汲取了中国阴阳观念所蕴含的智慧，阐释了中国和美国如何找到相互合作的途径。

“对立势力”也有可能和平共处。基于此，本书以中美之间的五个“不矛盾”来收尾。这里举两个具体的例子。首先，如果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正是如此），那么中美两国政府就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看法是，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是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重，还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为重？这一选择将产生的重要结果是，如果将人民放在首位，美国就应该减少军事开支。许多富有见解的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表达过对美国军事开支过多的看法。法里德·扎卡利亚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谈道：“劳埃德·奥斯汀近期表示，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一直将重点放在中东，而中国则一直在推动军事现代化。‘我们将保持优势，’奥斯汀说，‘我们将继续加强优势。’奥斯汀所谓‘美国对中国的优势’简直构成了一道天堑。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拥有的海上军舰吨位是中国的两倍，其中包括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还远不如美国的先进）。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塞巴斯蒂安·罗布林说，美国拥有2 000多架现代化战斗机，中国却只有大约600架。美国有大约800个海外基地组成的庞大军事网络，中国却只有3个海外基地。中国的国防预算尚不及美国的1/3。”法里德·扎卡利亚说的绝对正确。这些巨额的军事开支毫无意义，它伤害了美国人民而非使其获益。本书既分析了美国军事开支如此庞大的结构性原因，也阐释了为何这并非明智之举。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中美之间也存在着“不矛盾”。本书写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以未对此做出讨论。但病毒来袭强化了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使两国间的合作变得越发重要。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不再住在200多艘分开的船上，而是住在同一艘船上的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新冠肺炎疫情告诉人类，世界上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当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了。我们必须一起来照看这艘船。确实，在我们共同的船上，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再愚蠢不过了。相反，我们应抛开争论集中精力先灭火。这一类比清楚地表明，特朗普政府不将重点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共同挑战上是极不明智的。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从而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这些做法导致的可悲结果是，超过5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相形之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是4 600多人（数据截至2021年4月）。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令人欣慰的是，拜登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2021年4月下旬还会召开气候峰会。拜登决定集中精力应对气候变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之欢呼。如果他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更加为他欢呼。鉴于此，本书试图厘清这一重大竞争的缘起，探索中美两国如何找到出路。我期待中国读者能对书中提出的建议予以支持。

马凯硕
2021年4月5日 7ewRX+6+UPsaL7IUxyCSzRd4vOhtxaWziB5FkG+oZgq/PrT8hIj5pTff28/Trz5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