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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困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熏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
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大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几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着他们，在两个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梦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当时我一直确信，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经过查证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仍会照常进行（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的这类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种地方，在这里，美国当局会对可疑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鉴于法国的立场——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拒绝参与美军的行动——我们一群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的速度加快了。两名查验人员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我的身份证件，然后将我带出机场，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他们要的“实实在在的客户”。这并非像在某些荒诞故事中，某人被误认为是某个强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无须花太多时间反思我的经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绝对无可指责。另外就是我在阿尔斯通的工作。即便这种粗暴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但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当初合同谈判似如烟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这太久远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惯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车正在驶向曼哈顿，我越来越焦虑，开始费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往事——阿尔斯通聘请的两位律师曾短暂地对我进行了一次询问，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们认为我遵循集团的所有程序规定，没有任何错误，无须任何惩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错的晋升，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全球总裁！全球总裁现在却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谁能想到，我仅仅因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又不是阿尔·卡彭
！就连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处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各种解释，想象着各种可能导致此次被捕的情节。调查人员把车停在了路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罗恩和罗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觉得我“人还可以”。我还算走运。
“皮耶鲁齐先生，您很冷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您也很有礼貌，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不多的。我们打算给您一些奖赏。”
很简单，他们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经僵硬的双臂贴在膝盖上，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前面。这看上去没什么，但经历过这种不适的人都知道：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相比，这种姿势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通畅，我们花了不到40分钟就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下车后，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一部电梯。探员命令我走进去，但却要进去后背对着电梯按钮，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我看着他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99—2006年，我在美国工作了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我的疑问是：我真的要走进这部电梯吗？
“这是一项安全规定，皮耶鲁齐先生，”罗恩解释说，“您没有权利看我们按了哪个按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我们不会让您知道您被带到了哪个楼层，或者在哪个办公室接受审讯。”
我被带到一个神秘的楼层。通过几扇装甲门后，我们进入一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上伸出一根长长的铁杠，警卫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他们让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探员走了进来。
“早上好，皮耶鲁齐先生。我叫塞思·布卢姆。我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阿尔斯通腐败案的调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塔拉罕项目。我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些，几分钟后，负责调查的检察官会亲自来审问您。”
说完后，布卢姆平静而有礼貌地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