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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你从哪里来？”
这已经是十分钟里被同一个人第三遍问同样的问题了。眼前这个跟我促膝而坐的老人名叫柯图（Ketut），不知他是真的老糊涂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早就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六十岁还是九十岁了”，还是故意逗我玩呢。毕竟他是吃算命这碗饭的，如果老得连自己的年龄都忘记，说过的话超过三分钟就不记得，那还怎么给别人占卜未来呢？可如果他是在演戏，那演技绝对一流。当他听我第三次回答“中国”之后，脸上的惊讶表情竟然跟前两次如出一辙，那瞬间的变化一点儿都不像装出来的。紧接着他看我的眼神突然失去焦点，仿佛正重新聚焦在一张虚拟的世界地图上一样，脸上写满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中国在哪儿的茫然！真是影帝！
不管怎么说，柯老先生都是巴厘岛当之无愧的名人。有名到岛上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去他家的路怎么走，有名到许多旅行者来巴厘岛的唯一目的就是拜访这位老巫医。简单说一下他的成名史吧。巴厘岛接连在2002年和2005年发生了两次恐怖袭击，死了两三百名游客，当地的旅游经济也一落千丈，后来是一部叫作《美食、祈祷和恋爱》（ Eat,Pray,Love ）的电影让这里重焕生机。在那部电影里，柯图预言女主角的人生将经历一次巨大的颠簸，她将重返巴厘岛，柯图还告诉女孩，世界不仅要用眼睛看，用脑袋想，更要用心去感受。后来她的生活不但柳暗花明，还在巴厘岛收获了爱情。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茱莉娅·罗伯茨主演，在巴厘岛实景拍摄，柯图也随着电影的全球热映而一举成名。后来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柯图的指点，让自己走进死胡同的人生咸鱼翻身。
柯图正在给一位马来西亚游客算命
当我走进柯图的家时，还以为自己闯进了一座热带植物园，每一种植物都像被清水洗过，叶脉清晰可见。树下垂着的几盆吊兰开得正艳，无论花朵、枝叶还是根茎全都暴露在空气之中，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它们是从哪儿吸收养分的。水缸里开着一朵睡莲，这花只在阳光照耀时才张开笑脸，一旦阳光移情别恋，它就神奇地把所有花瓣合拢在一起，像吃醋了似的。柯图就在这婆娑树影下，淡淡花香中，席地坐在长老室的正中，跟一个个希望获得生命启示的来访者轻声交谈。
进门时我拿了一个号码，23号，还挺幸运的，因为柯图年事已高，每天只接待25位访客，错过了就只能明天再来。好不容易等到22号起身行礼、交钱走人，没想到也等来了柯图的午餐时间。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厨房找了点儿吃的，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看来神仙也要食用人间烟火。
终于轮到我和他面对面、膝盖对着膝盖地盘腿坐在一起。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长相。他肤色黝黑，脸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像是被锋利的刀削出来似的。还有几根特别长的眉毛，斜斜地垂到眼角。嘴里只剩下几颗黑黄色牙齿，像风干后的黄豆一样嵌在牙槽里。
从我坐下到起身只有短短十五分钟，在这一炷香的工夫里，柯图从我的眉骨摸到下颌，从后背摸到膝盖，从手心摸到手背，原来相面、摸骨、看手相的本事他都会啊！每道程序开始前他总会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然后迅速忘记。而每摸完一处，他又会煞有介事地抛出一条惊世大预言。
“你一定能活到一百岁！”根据他给之前几位算命时我偷听到的情报，我们都是百岁寿星。除非刚好有人得了绝症，否则这一条还真无可辩驳。
“你是一个环球旅行者。”这条说得最准，但估计也是蒙的。能来巴厘岛的人肯定都喜欢到处跑吧，而且这句台词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
“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一定能娶个漂亮老婆。”“你能生好几个小孩。”——最后这句让我相信在柯图的字典里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词。
柯图一边说一边笑，虽然他的话信不信由己，但他的笑声绝对有一种恐怖的传染力。同样是“哈哈哈哈”四声，可每个“哈”都比前一个高了一个音阶，四个“哈”按照五线谱咪发搜拉的顺序越升越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差唱起来了。
来找柯图算命的人当然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但他的所谓预言都是善意的、无害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再加上那像歌儿一样的笑声，至少保证了这一天的好心情。
几年后，我重返巴厘岛，也再次来到柯图家里。不幸的是，老爷子已经仙逝，后来就由他儿子子承父业。我让小柯图也帮我算了一卦，他的预言和他爹如出一辙：“你一定是个环球旅行者。”“你一定会长寿。”“你一定能生好几个孩子。”我始终面带微笑地听着，心里却在想，只要那部电影还有人看，他家就会一直生意兴隆吧。
以柯图为原型的石像
贴在墙壁上的《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海报
2012年3月［美国，阿拉斯加］
我扫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凌晨四点零三分。刚才还跟我并肩拍照的日本人此时已经走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茫茫雪野中，再加上我身前立着的三脚架，就像大地上两棵不太挺拔的树，牢牢戳进及膝的深雪中。我一步都不敢乱动——刚刚只把右脚轻轻一挪，想换个稍微舒服一点儿的姿势，一团冰雪就顺着裤管滑进鞋里，积在脚踝处，不一会儿就感觉不到脚的存在了。
我执迷不悟地要把自己冻成僵尸的原因，只是为了拍摄一组关于极光的照片。本来在阿拉斯加的最初几天也拍到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可极光越绚烂我越不满足。因为我看到的极光是流动的，它在流动时还像变色龙一样不停变换着身体的颜色。对于如此丰富复杂的信息量，显然任何一张照片都无法记录和包容。我从网上找到一种叫作延时摄影的拍摄方式，就是按照电影成像原理，把一秒分成二十四帧，每一帧塞进去一张以相同角度拍摄的照片，再连在一起放映，就成了一部关于极光的微电影（虽然我的相机有摄像功能，但夜晚能见度太低，拍出来的影像漆黑一片）。由于每张照片都需要三十秒到一分钟左右的曝光时间，于是为了拍摄一秒钟动态的光芒，我得在冰天雪地里站足半个小时，可一秒两秒又怎能满足我贪婪的胃口？我暗下决心，不拍到一百张绝不罢休，此时只有三种外力能让我停止——电池没电，内存耗尽，或者，天亮了。
这间木屋就是我们等极光的大本营
今晚的观测条件不错。我的拍摄地点远离市区，也就远离了光污染；正好又是月缺之夜，月亮变成窄瘦的一弯，就像电影开场前先关了灯；室外温度接近零下三十摄氏度，既然是只在极地才会出现的光芒，显然它更喜欢冷。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极光出现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没人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唯一能做的，除了等，就是出门前多穿几件衣服。
和我一起追极光的人来自世界各地。退休的英国化学家凯伦说这是她遗愿清单中的一项；日本来的米吉姐说她在不久前失去了家人，她相信极光是一座通往天堂的桥，能让她看到亲人过得好不好；从国内来的四月说她从新闻里知道这两年太阳风暴活动频繁，极光出现的频率很高。
极光在凌晨两点左右出现，刚开始，星夜的一角像被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从里面冒出无穷无尽的绿色烟雾，随后那烟雾变成头顶的一片森林，如果脚下有一条通往森林的路，我倒是乐意闯进去看个究竟。再后来森林散了形，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轻轻一抚，如同键盘上的琴键一个一个被按下去再一个一个地弹起来。当我被满天寂然涌动的光芒照耀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切荣辱沉浮都抵不上这一瞬间的仰望。在漫长的旅途中，总会有这么一束光，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阿拉斯加乘坐的小飞机，过道左右各有一列坐席
漫漫长夜，最难抵挡的并不是穿透层层棉衣的寒气，而是当所有光芒顿时收敛，就像这世界根本不存在极光这回事的时候，是否还要继续等待。对我来说，这是比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更难回答的问题。没人知道这场音乐会是否还有加演，虽然我已在心中呼喊了无数遍偶像的名字。
终于，当天空剧场的帷幕被重新掀开，一束微弱的绿光再次渐变成满天光华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几乎被冻僵的嘴角轻轻往上抬了抬。
是的，一切等待都值得。
我一边仰望极光的变化，一边勤劳地按着快门。在仰与按这两个动作之外，还有一种动态的行为在头脑的宇宙里左突右蹿——我在思考、琢磨、冥想。在所有这些看不清来路、摸不着去向的脑电波轨迹中，我好不容易抓到一条，并极力想要把它捋清：在成为职业旅行者之后，我听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的核心论点是，把爱好当工作，就一定不再纯粹，也就少了许多原始的乐趣。而这个安静的追极光的夜晚，恰是对质疑的响亮回应。其实爱好是个比工作辛苦太多的事情，如果单纯是工作，我不会为了拍极光在阿拉斯加的冰雪中站着过夜，还熬走了以最抗寒和最有耐力著称的日本人。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已经从发现自我过渡到分享世界，我就是要把这世界的美好与精彩分享给更多的人去看去听去感受。人活着总要有点信仰，这是任何工作都不能给的。
中国女孩四月也是跟我一起去新疆塔县送鞋的四位志愿者之一，后来因为三观一致，我们不仅成了若干次旅行时的同伴，还成了生活中的挚友。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句经常在电影中出现的台词：等到了什么什么年纪，依旧我未娶，你未嫁，那就一起养老吧。
白天还能欣赏狗拉雪橇比赛
2012年4月［美国，洛杉矶］
洛杉矶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很多明星的手印，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最不清楚的一个。那是迈克尔·杰克逊戴着他的水晶手套留下的，边缘处已模糊不清。很多游客把自己的手按上去比大小，多年过去，这一小块地面就被按出了细碎的龟裂状纹路，于是更不清楚了。
迈克尔·杰克逊戴着水晶手套留下的手印
中国剧院和柯达剧院（柯达破产后，改成杜比剧院，每年的奥斯卡颁奖礼在这儿举办）也在星光大道旁边，从二楼回廊的某个角度还能看到郊外山顶著名的“HOLLYWOOD”（好莱坞）标志，这个标志从1923年起就立在那儿了。
比手印和标志更吸引我的是一条用马赛克拼成的蛇形小道，它还有个名字，叫作“通向好莱坞之路”，上面记载着一个个无名氏通向电影殿堂的尝试。
“我可不想留在芝加哥，那样的话，我只会再挖二十年地沟。到了好莱坞之后，我先给一个明星当保镖，然后就有一家经纪公司把我签下来，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得到了第一个角色，现在我已获得一次奥斯卡提名奖。”——演员
“在读艺术学校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裸体上画衣服，然后我发现自己对设计服装更有兴趣。”——服装设计
“我母亲说，无论你干什么，都不要去好莱坞！可大学一毕业我就跑过来了。我们的乐队在圣莫尼卡的演出中被人喝了倒彩，后来我就决定单飞！”——音乐人
“我把写好的笑话发给身边的朋友，但在那个时代，几乎没人乐意雇女人干这个，于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才思枯竭的男作家当影子写手。”——喜剧编剧
“那天《美国超级乐队》的主持人喝醉了才来上班，于是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主持人/制片人
“我在每家电影制片厂门口把车停好，把姿势摆好，等着被星探发现，可我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用。后来我遇到一个经纪人，是他让我成了明星。”——演员
“我从密苏里州开车一路向西，车上堆着的行李比我还高，所以我看不到后面的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前方才是我唯一需要看清的方向。”——演员
好莱坞的标志
“‘你必须去好莱坞！’他们说，‘因为电影是世界第三大热门生意，剃须刀排第一，鸡眼膏排第二，电影排第三。’所以我就来了。”——演员我低着头，一段一段地仔细看过去，在这个不是景点的景点停留了很长时间。朋友并没有催我，他知道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我也曾走过这样一条梦想之路。
能在这儿留下记录的都是已经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人，看起来他们通向这里的道路五花八门，有的凭借才华，有的一直在努力，有的单纯靠运气，但他们也有共性，就是都拥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2012年4月［美国，休斯敦］
我发现但凡以“朋友”两个字作为名字的歌曲大多都能走红，无论谭咏麟的、周华健的，还是臧天朔的歌，都曾火得一塌糊涂。可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没有朋友的日子真是不堪设想的寂寞。
从旧金山飞往休斯敦的航班晚上六点准时抵达。我和姚远领完行李就奔向接机大厅。那些接机的人个个充满期待——踮起脚尖，头比平时扬得更高，眼睛也更亮一些。一旦他们看到期盼的人，脸上就会瞬间绽放出笑容，就像黄昏时的路灯，次第明亮起来。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王毅，赶紧给他打电话，一阵忙音过后，就传来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喂！你们到了是吧，取完行李了吗？哦，那你们从接机口正对着的那个门出来，找一辆黑色讴歌，我打了双闪。”我和姚远一出门就看到了他的车，还没来得及寒暄，王毅就赶紧让我们把行李塞进后备厢，又让我们赶紧上车。那分秒必争的紧张劲儿，就跟抢完银行迅速逃跑一样。上了车王毅才跟我们说，休斯敦有俩机场，他去了另外一个，刚赶过来，这里不让停车，得马上走人。
王毅和姚远都是我的大学同学，王毅的宿舍在我隔壁，姚远住他对门，很快我们就成了最铁的哥们儿，这一晃，都已经认识十五年了。这次把休斯敦加入泛美旅行的一站，只因为王毅住在这里，半年前他当了爸爸，我和姚远就打算过来看望。
王毅的家不算大，被他夫人布置得十分温馨，充满淡淡的乳香。他的儿子豆包长得更像爸爸，虎头虎脑的，眼睛特别大，水汪汪地滴溜乱转。小家伙也不认生，我把他抱在怀里，那双小手就往我脸上一通划拉，捏着我的鼻子呵呵地笑。王毅收养了两只流浪猫，其中一只是个独眼龙，却一点儿看不出自卑的神情，床上床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爱挠东西，有股死缠烂打的劲头，于是被叫作小悟空。
抵达休斯敦的第二天，正好赶上一场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姚明离开后的火箭队在中国广告商眼中的价值一落千丈，但当地球市依旧火爆。这是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火箭队已无缘季后赛，却在这一场上演了先输后赢的戏码，收官收得不算潦草。
看比赛时，我们每人举着一大杯啤酒，想起《老友记》中有一集也是三个好友一起去看NBA，再一想，我们仨还真能跟剧中人物一一对应。
王毅就像罗斯，从小品学兼优，曾是天津市高考文科状元。就是有时做事爱钻牛角尖，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两年，随后就到美国跨专业读了一个IT管理类硕士，现在在一家石油公司做IT部门经理。他的爱情倒不像罗斯跟瑞秋一样分分合合，夫人是他在国内工作时的同事，婚后一起赴美。
姚远像钱德勒，爱讲笑话，反应极快，有他在的地方，场面就绝不会冷。他也是我们三个里最聪明的，记得上学时从没见他上过自习，不是在宿舍打游戏，就是在操场打篮球，只在临考前突击几个通宵，就能每次都考全班第二。他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一家公司做副总，早早有了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一路顺风顺水。
而我就像不靠谱的乔伊，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经历过人生中的低谷，也有过辉煌耀眼的时刻。乔伊的梦想是能拿金球奖或者奥斯卡，我的梦想是永远在路上，对追梦的人来说，头几年账本上的入不敷出几乎就是生活的常态。
在休斯敦的几天，日子一下子慢下来，我的相机快门被按下不超过十次，每天就是和王毅夫妇还有姚远喝喝啤酒、啃啃排骨、看看篮球、买买东西。既然这里的风景乏善可陈，那我就继续聊几句关于朋友的话题。
我觉得朋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他们理解我包容我，分享我的快乐和不快乐。第二类，跟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第三类，在我风光时，总是兜头一盆冷水，历数我的一二三点不足；在我消沉时，又总能给我打气，让我重新找回自信。我很幸运，三类朋友都不缺。其中大多数属于第一类，有四五个属于第二类，属于第三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王毅。在生活中，他帮我化解心头的疙瘩，在事业上，他帮我出谋划策更上层楼。他总能在我即将偏离航向时把我拉回正途。
2003年，我用八十天走遍欧洲十五个国家，回国后就有点儿飘飘然，觉得那时像我这样的背包客在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一次当我跟他说起自己去了多少多少国家的时候，他说，旅行不应该追求去过的国家数量，你一直在奔跑，有没有想过你在寻找什么？寻找最灿烂的色彩？寻找最诡异的传说？寻找最摩天的高度？还是寻找最真切的爱恋？
在我刚开始旅行不久，总想把旅途中的见闻写下来跟朋友们分享，可那时自己的写作能力太差，不仅高考语文不及格，大学四年也从没写出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我把几篇随笔给王毅看，他说，你的文字最致命的缺点就是缺少画面感，可能你已经看到风景，但你怎么让你的读者也看到？他建议我多看电影，多学习电影的表达和处理方式，在文字中加入声音、气味、色彩，才能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一次我把一篇写好的稿子发给他看，只因文件名上出现了“最终版”三个字，他就特别生气地指出，没出版印刷前都不叫最终版。我狡辩说，那稿子我通读了四五遍，连错别字都挑完了。他说，稿子写完至少要放一个礼拜再看，那时你原有的想法会被清空，你才能以一个读者的视角去发现问题。他告诫我，做人做事都不能太浮躁。
他还对我提出一些理财建议，他说，你不像上班族一样有人按月发工资，你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可是你能保证以后的书也都畅销吗？如果不能，那就得学会理财。他建议我把赚来的钱分成四份，一份零用，一份孝敬父母，一份存在银行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最后一份用来投资，如果你不懂（太丢人了，好歹我也是学经济的，可最后竟全部还给了老师），可以交给季磊（曾为《背包十年》写序，也是我们共同的好友，现为上海某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理），让她帮你打理。有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必须得演一场戏，可这角色让我不堪重负，累得一度想放弃。我告诉了王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你别把自己当演员啊，你现在是导演！这是你自编自导的演出，不管悲剧喜剧，一定要让它灿烂收场！他的话让我的心理角色发生了转变，从演员变成导演，再到最后成为观众，看戏的心态比演戏轻松多了。
还有一年，我打算放弃旅行，另谋生路，他对我说，你走过的路就是你无形的财富，而且你在肩负着我们的梦想旅行，希望你能继续走下去。
我至今都记得他在大学时说过的几句话。他说，大学四年所学的知识和所交的朋友将会影响我们一生，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他曾在写给我的圣诞卡片上说，让我们用尽心，用尽力，把朋友两个字做好。
转眼就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从休斯敦到纽约的航班早晨六点多起飞，王毅和夫人五点就到酒店来接我们了。到了机场，办好登机牌，也终于补上了那个抵达时因为仓促而省略掉的拥抱。
好吧，山高水长，后会有期。见与不见，皆是兄弟。
每年过年，豆包都会远隔重洋给我拜年，一句句干爹叫得我心里暖和死了。后来我和王毅一家还见过几次，地理距离并没有让心的距离变得疏远，王毅依旧对我的人生方向给出各种建议，经常是连发几十条六十秒语音，这要是换成别人，我都懒得点开听，但他说的每一句，都被我记在了心里。
2012年10月［中国，北戴河］
我走到杨平记身前，对他说：“你好，我是小鹏。”他把脸朝我侧了侧，然后说：“你好，你好，给你添麻烦了。”语气中满是谦卑。我在前面带路，他扶着我的胳膊，然后一起上了车。杨平记是一位盲人按摩师。
这是一辆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旅游大巴。车上载着一个特殊的旅行团，由中青旅和红丹丹助盲中心组织，十九位盲人和十九位志愿者结成一对一的小组，一起去听大海的声音。
大巴要开三个多小时，为了活跃气氛，来自中青旅的葛磊先生客串主持。他吐字清晰，语调高亢，就像受过播音主持方面的培训，每个字都能清楚地传进我们的耳朵。葛磊先生先让大家自我介绍，然后问每个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轮到杨平记时，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走遍全世界，甚至爬上珠穆朗玛峰！”所有人都为他鼓掌，他也很高兴，就像答对了问题被老师表扬了一样。
中午停车吃饭。十个人一个圆桌，菜已经上好。我帮他把多余的餐具拿掉，只剩下一个碗，一双筷子，一个玻璃杯。我把菜名一道道念给他听，又问他有没有忌口。他说出几样爱吃的，我帮他夹到碗里，但也不会盛太满，杯子里的水也只倒了半杯。这些基本助盲礼仪都是在行前培训课上学到的。比如给盲人指示方位时不要说这边那边，要尽可能准确描述左还是右；要不断告诉他你看到的一切，解释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他独自等待时一定要让他有所依靠；如果有事暂时离开，也一定要跟他讲好，否则他会继续说话，发现时就会感到难堪；当遇到“看”或者“瞧”之类的字眼时，不要因为忌讳而回避，但“瞎”字绝对忌用。
老龙头是我们今天参观的第一个景点。这里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口，就像一截插进大海里的烽火台，既像龙头，也像火车头。老龙头旁边即是一段海滩。我在前，杨平记在后，他扶着我的胳膊，相隔半步左右的距离。我们在岸边停下，我让他蹲下来摸沙子，他抓了一把，笑着说：“好细好凉。”我跟他描述眼前的大海：“天上一朵云都没有，但不是很透亮，岸边的水很清，海浪一下下朝岸上涌来，然后再退回大海，你听，‘哗——哗——’的声音，‘哗’的时候就是涨潮，‘哗’与‘哗’之间的间隔，就是退潮。”
“好细好凉”的沙子
岸边有几块礁石被海水包围，石块之间有几十厘米的缝隙，连视力正常的人，要跨过去都得小心翼翼。在征求杨平记的意见之后，我决定带他去冒险。我握住他的手，自己先迈到前面的礁石上，然后转过身，跟他说：“不用担心，我拉着你，你先把重心放在右脚，你把左脚往前伸。慢一点，先不要往下踩，对，慢一点，往左边大概三十度方向，别着急，步子再大一些，好！好了好了！右脚也过来，对！过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我把他带到离大海最近的那块礁石上。杨平记特别兴奋，“吼吼”地喊个不停，我也很高兴，跟着他一起喊。然后我俩都坐在礁石上，我把眼睛闭上，一起听海风的呜咽，波涛的起伏。
十九位盲人中一多半都没到过海边。王芳和刘刚是一对盲人夫妻，结婚三年了，这才算第一次蜜月旅行。
吹响海螺
我看到有位盲人朋友拿着志愿者递给他的海螺，放在耳边仔细聆听。志愿者问他大海的声音和海螺里的声音有什么不同，盲人朋友说，大海的声音平静安宁，海螺的声音汹涌大气。还有的盲人朋友在拍那种原地起跳的照片。她说以前就不敢，这次有志愿者在身旁，一起腾空，一起落地，心里特别踏实。
晚上还有一场海滩篝火晚会，仍由葛磊先生主持，他介绍今晚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来自东方歌舞团的梓丁老师，要为大家带来一支舞蹈。我立刻皱起眉头，舞蹈不是形体艺术吗？盲人既看不见，也不能过去摸。原来梓丁老师有备而来，跳的是西班牙响板舞，手里的响板发出快速的“磕夸磕夸”的声音，节奏感十足，一位盲人大叔说，像天津快板。接下来轮到盲人朋友表演才艺，这时我才发现，别看他们平时都沉默寡言，这时候却个个跃跃欲试，一点儿都不怯场。演讲，唱歌，诗朗诵，节目一个接一个，根本不用担心冷场。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奥林匹克公园，这里有很多跟奥运会相关的雕塑作品。我带着杨平记用双手仔细抚摸，他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原来姚明那么高！”“啊，原来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的鼻头那么大！”“啊，原来鞍马得先用胳膊撑上去才能做动作！”看到他那么开心，我心里也装满了成就感。
回京散团后，我送一位盲人老奶奶回家。在出租车上她跟我说，昨天的篝火晚会上她也准备了一首诗歌，《我和我的祖国》，后来太晚了，就没给大家表演。我说，那您现在朗诵给我听听。老奶奶也没推辞，语调抑扬顿挫，每个字都饱含深情。她虽然看不见，但我相信她心中的祖国一定完美无缺。
两天一夜的旅行虽然短暂，可我却说了太多的话，嗓子都哑了。杨平记走路时，我是他的盲杖；吃饭时，我是他的筷子；看海时，我是他的眼。一路上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谢谢”和“麻烦你了”。这次旅行并不仅仅是单向输出，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我不具备的品质。比如早晨退房时我检查房间，发现杨平记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而我的床依旧凌乱。虽然盲人看不见，但自尊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普通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