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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
——章太炎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董仲舒学说在汉朝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后，有汉一代深受“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谶纬学说”的影响，尤其对汉朝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由神秘巫蛊事件引发了很多次宫廷动乱，著名的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就是巫蛊事件的受害人之一。这种将一切自然事件神秘化的思想窒息了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生机，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思辨的能力被消解。
当中国文化中勇于探索的理性之光即将消亡时，一名叫作王充的思想家逆流而上，向这种神秘学说发起了最强的冲击。早年阅读他的文章时，犹记得关于鬼，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从古到今，累计的死者估计过亿万，可比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多多了。如果人死了真的会变成鬼，那么现在这道路之上，岂不处处是鬼吗？王充认为人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精神和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说的是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独立存在，所以世间根本就没有死去之人的灵魂。而关于鬼的传说，很多都是自己吓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祖籍河北大名县，所以他性格中有一种慷慨之气，幼年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善于论辩，一生的思想主张比较尖锐。虽然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但他在仕途上最高也只做过郡县的属吏，不久辞官回家，一心著书。由于王充长期没有机会进入核心权力中心，所以在思想上能保持独立。王充的论述很多，但存世的只剩下《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汉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他创作这本书的背景正是天人感应学说被郑重其事地写入“国宪”《白虎通义》一书，从此以后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被众人推向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论衡》也是站在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这种官方批准的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学违背了天道、自然规律，体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人间有鬼”的学说，反复阐明人死后无知无觉。书中认为人无法变成鬼，所以对待生老病死也应该再从容一些，提倡薄葬。王充在作品中所使用的论证方法，就是通过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希望能找到理性之光，击破虚妄毫无根据的迷信。以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为例：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畜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论衡·死伪》）
王充的论述，简洁而明快，列举详尽，且他的大部分文章风格平实，表述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决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反对人们过分相信过去和权威，鼓励自己思考、发现问题。儒者“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种学习态度是非常奇怪的，而这也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在辩论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也就是实践的力量，他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的来龙去脉都要有根据，假使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在实践中没有事实根据，也很难令人信服。
《论衡》中有很多地方表达了作者对文学、文章的看法，很有见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是个追求实际和理性的人，所以他评价文章好坏的出发点，是重实用和忽视语言、技巧的魅力。他提出的作文标准，以传统儒家经世致用为基本标准，强调言之有物。所以，他强调文章要发扬劝善惩恶的实用性，尽量多地选取真实的内容，运用浅白、简短的语言，直接、有逻辑的走向结构。从学术论文的范例来说，是没有错的，但用这个标准衡量文学作品时，就难免有些片面。他否定了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传”的价值，对辞赋尤其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有时候，王充的认识和评选标准也使他自己比较迷茫和矛盾。
严格地说，不管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论衡》都不能算是一部有深刻特点的论著，它的文章虽简洁流畅，却缺乏文采；它的文学批评，也因为过于强调文学的实用性而忽略了文学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文学的发展。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看重它呢？
对于两汉以来妖妄荒诞、谶纬学说等神秘性的统治学说，需要的可能只是打破它的勇气，是简洁有力、平易明白、有说服力的批判，是一种尖锐而坚决的抗争态度。《论衡》正是这样恰逢其会的创作。《论衡》唤起理性的思辨之光，为在微光中挣扎、寻求出路的文学带来了思想上冲破束缚的动力，所以它揭开了思想史上崭新的一页，也预示着文学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