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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前135年),卒年不可考,出生在黄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幼年好学,随父亲读书,青年时代受父命游学天下,收集遗闻古事,网罗散佚旧闻。这段经历为他写作《史记》积累了很多素材,同时也为《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奠定了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学问广博,通天文历法,在汉武帝初年出任太史令,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但不幸染病去世,未能完成宏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秉承父亲愿望,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其时《史记》尚未完成。司马迁忍辱以各位先贤鼓励自己,坚持完成《史记》,用时16年终于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中,一方面深受传统史学著作《春秋》的影响,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也想做出自己的创新,让史学脱离道德和政治的影响,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问。

在考虑如何使史学回归史学,真正成为观照现在的镜子方面,司马迁做了很多努力。在他给任少卿的信中做了剖析:“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的编撰中形成的史学风格,对后世的修史方式和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建立了杰出的纪传体通史体裁,是中国首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之前史书均为编年体,在记录同一历史事件时,不易交代前因后果。同时,无法体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编年体史书的不足使得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自己构架了一个全新的编排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主,既记言又记事,有足够的空间和篇幅反映各阶层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所记之人,覆盖面广,能更集中地表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载了上到传说时代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共约3000年的历史。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完美的结构、完备的体系,使这部52.65万余字的长篇巨制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全书共130篇,分别是12本纪(记载历代帝王更替及政绩)、30世家(记录诸侯国和汉代诸侯更替衰亡)、70列传(记录影响社会的重要人物、周边少数民族事迹和历史,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10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年表,主要记录帝王、诸侯世系)、8书(各种典章制度的记录,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文章后面的“太史公曰”,是作者对本章历史人物和事迹的评述,有时也补充了一些史料。

司马迁塑像

《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编撰体例,为后世史书的编写树立了新的编撰范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沿袭《史记》的路子。

其二,《史记》的独特个性还体现在叙事风格上。司马迁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写作技巧高超,他运用了多种写作技巧,刻画历史人物生动形象,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展示了人物的不同个性。《史记》的人物传记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简练,人物精彩,使其流传至今。司马迁的创作让《史记》成为我国古代叙事散文一座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后世众多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都以《史记》为创作典范,推动他们反对不良文风、倡导文学革新的运动。至于太史公写史的“笔法”,意蕴深邃的叙事风格,更是后代作者学习和效仿的重点。后世许多文学体裁的发展都从《史记》中得到借鉴,传记文学、小说、戏曲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

《史记》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还在世界史学史上是一座不朽的、无法跨越的丰碑。《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他被苏联科学界推崇为“世界文化伟人”。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65WLaHqAa8SocjzFyxDH9ywfKWY68G7hHdAmEMj7Namyh3M1f7EPQby1eD5Is9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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