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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前135年），卒年不可考，出生在黄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幼年好学，随父亲读书，青年时代受父命游学天下，收集遗闻古事，网罗散佚旧闻。这段经历为他写作《史记》积累了很多素材，同时也为《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奠定了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学问广博，通天文历法，在汉武帝初年出任太史令，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但不幸染病去世，未能完成宏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秉承父亲愿望，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其时《史记》尚未完成。司马迁忍辱以各位先贤鼓励自己，坚持完成《史记》，用时16年终于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中，一方面深受传统史学著作《春秋》的影响，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也想做出自己的创新，让史学脱离道德和政治的影响，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问。
在考虑如何使史学回归史学，真正成为观照现在的镜子方面，司马迁做了很多努力。在他给任少卿的信中做了剖析：“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的编撰中形成的史学风格，对后世的修史方式和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建立了杰出的纪传体通史体裁，是中国首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之前史书均为编年体，在记录同一历史事件时，不易交代前因后果。同时，无法体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编年体史书的不足使得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自己构架了一个全新的编排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主，既记言又记事，有足够的空间和篇幅反映各阶层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所记之人，覆盖面广，能更集中地表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载了上到传说时代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共约3000年的历史。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完美的结构、完备的体系，使这部52.65万余字的长篇巨制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全书共130篇，分别是12本纪（记载历代帝王更替及政绩）、30世家（记录诸侯国和汉代诸侯更替衰亡）、70列传（记录影响社会的重要人物、周边少数民族事迹和历史，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10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年表，主要记录帝王、诸侯世系）、8书（各种典章制度的记录，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文章后面的“太史公曰”，是作者对本章历史人物和事迹的评述，有时也补充了一些史料。
司马迁塑像
《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编撰体例，为后世史书的编写树立了新的编撰范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沿袭《史记》的路子。
其二，《史记》的独特个性还体现在叙事风格上。司马迁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写作技巧高超，他运用了多种写作技巧，刻画历史人物生动形象，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展示了人物的不同个性。《史记》的人物传记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简练，人物精彩，使其流传至今。司马迁的创作让《史记》成为我国古代叙事散文一座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后世众多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都以《史记》为创作典范，推动他们反对不良文风、倡导文学革新的运动。至于太史公写史的“笔法”，意蕴深邃的叙事风格，更是后代作者学习和效仿的重点。后世许多文学体裁的发展都从《史记》中得到借鉴，传记文学、小说、戏曲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
《史记》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还在世界史学史上是一座不朽的、无法跨越的丰碑。《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他被苏联科学界推崇为“世界文化伟人”。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