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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年少时难免有一颗当英雄的心，常常暗自憧憬有一天能单枪匹马安一城或解一城之危，长大后才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这么一群人早早做了我梦想中的事，这就是风行战国的纵横学派。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曾说，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时代，用现在大家流行的说法就是诸子个个嘴上功夫了得，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大开游说风气。然而，有人获益，就有人受苦，战国晚期的韩国公子韩非就饱受造化之苦。俗话说，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必将打开一扇窗，所以韩非将自己的满腹经纶化为文字，变为著述。这就是现在的《韩非子》。
韩非，自小口吃，但长于著述。他还在老师荀子处学习时，就对当时韩国的政治、军事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屡次上书韩国国君，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只好在家著书10万余言。不承想，他的理论没有得到韩国国君的重视，却被韩国的对手秦王嬴政大加激赏，甚至为了他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逼迫韩国将韩非作为人质送往秦国。秦王虽然对韩非口吃有些诧异和失望，但仍然不掩饰对他的欣赏之情。同时，这引来了当时在秦国为相的李斯的嫉妒，他联合姚贾向秦王嬴政屡进谗言，并在韩非被打入狱中后逼迫他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见证了韩国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人心险恶，所以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极力主张“性恶论”。他不仅否定了儒家基于“性善论”基础上所提倡和主张的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美好的内容，还将这些内容作为自己笔下讨伐的对象。而儒家推崇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也都是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之人，“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而对于儒家认为应该教化的普通民众，他则认为“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而臣下则“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认为对待这些贪图利益、只知道趋利避害的群体，唯有赏罚分明才能达成更好的统治，所以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书影
韩非还是个积极的改革派，他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来制定施政方法，树立新的社会榜样。他认为到战国后期了还赞美“尧、舜、汤、武、禹之道”，是不合时宜且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必为新圣笑矣”。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这样颇具前瞻性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为即将到来的封建社会准备了理论基础。《韩非子》作为“法”家集大成之作，宣扬最多的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韩非子》作为战国时代著名的散文作品，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文笔犀利峻峭、无所顾忌。例如上文谈到的他对人性本恶的论述，他说出了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君臣关系，“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将君臣关系定位为你来我往的尔虞我诈，揭破了儒家所说的君臣关系的虚伪面纱。在《韩非子·说难》一篇中，他站在人主的角度，仔细剖析了上位者的种种可怕心理，提出了游说事件中最难的就是揣测人主的心理，告诫游说之士不要触犯人主的逆鳞，这样直接露骨、赤裸裸地拆开了游士的真面目。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说理严密，议论透辟，论证严谨，推证事理，切中要害。例如《韩非子·五蠹》篇，论证要敢于打破常规，不墨守成规，列举大量事实，铺排从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化，引出了“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这样的论断，接着开始转入正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做了层层推论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之后著名的“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论点，也都是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得出的。
《韩非子》中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在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且生动，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的文章语言幽默浅显，常常能在平凡之中见哲理，形象化地阐释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尤其特别的是《说林》《储说》两篇几乎就是由纯粹的寓言故事组成的。而“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郑人买履”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不仅表达了深奥的哲理，还在不断的文化传承中给予人们智慧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