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而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就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出生于公元前179年，家族是有大批藏书、无数家产的地主阶级，他从小就研读儒家经典，尤其对《春秋》非常有研究。他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现在人们熟知的“三年不窥园”说的就是他刻苦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年时间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的故事。

30岁时，董仲舒开始广招学生，精心讲学。在讲学的时候，他会在课堂上挂一道帷幔，因此很多人虽然是他的弟子，跟着他学习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见过他本人。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朝廷培养了很多能人贤士。因为董仲舒广招弟子、宣讲儒学，所以在汉景帝时成为《春秋》的博士官。

但是，董仲舒真正扬名天下还是在汉武帝时期。众所周知，西汉初年刘邦结束了战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可是因为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破坏严重，社会陷入饥荒，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西汉的前几任皇帝，尤其是文帝和景帝实行了“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这种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它是对“黄老之说”的最好运用。“文景之治”的出现，使得西汉政治、经济得到恢复，国家日渐富强。这个时候，“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不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国家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样，儒学就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武帝即位后，为巩固皇权，下诏令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之用。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名士聚集京都，想要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

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一看到董仲舒的文章，就被他的主张和文采所吸引，连续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因为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策问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所以被后人称为“天人三策”。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阐述了天人感应的问题，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更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他认为，上天和人事是相互关联的，天命是需要敬畏的。如果君主治理不好国家，上天就会制造种种灾害，谴责和警告君主。如果君主能够改正，那么国家就会恢复正常；可若是君主执迷不悟，那么就会遭到亡国之祸。同时，他还认为国家想要长久安定，就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对人民实行“德教”。为此，他建议统治者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地方学校。两汉时期，太学和地方学校对于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董仲舒的对策正好适应西汉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更切中了汉武帝想要巩固君权统治、实现思想统一的心思，所以深受汉武帝信任和重用。之后，董仲舒先后担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后来皇帝祭祀的地方连续两次发生大火，他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便向汉武帝上书，指出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不满。可还没有来得及上书，就被嫉妒他的主父偃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勃然大怒，罢黜了他的官职。

之后，董仲舒重新开始讲学，讲《公羊春秋》。尽管如此，朝廷每有大议，汉武帝都会命人询问请教，可见，汉武帝对于董仲舒还是非常尊重的。董仲舒对于朝廷大事也非常关心，甚至在临终前还上书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其实，董仲舒不仅尊崇儒家学说、宣扬儒家的治国方略，还极力推崇《公羊春秋》。在辞官教书的过程中，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把周朝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并且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被人们称为新儒学。

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是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他强调君主的中心地位，认为“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他认为君主必须实现思想的统一，必须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不过是迷惑百姓的东西，只有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才能使国家的法令制度凸显地位。

同时，董仲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新的解释，并且在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学说。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要求臣子必须服从君主，子女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是为“三纲”的行为准则。这种思想对于我国古代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维系封建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

可以说，董仲舒的学说尤其是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是完全为统治者服务的，已经由一个学派的思想理论发展成为专有的封建统治思想。虽然在当时，这种思想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之后却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处于君权、神权、封建伦理的统治之下。

总之，董仲舒是儒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也是把儒学发展成封建统治思想的重要人物，通过教育、选举等方式使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武器，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统治中国人的思想长达2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