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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瘾，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天天可以吃到一点荤腥。
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服，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和小咸鱼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尖，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什么葱，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儿。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没有下文了。
到最后，宣传部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一新耳目，引起广泛注意，尤其引起省城里一些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声风啸，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呵，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呵。
很自然，这些歌立即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
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说得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于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你没毛病吧？”老婆摸摸他的额头。
他说到了门（门德尔松）家的和巴（巴赫）家的，又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那种客气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得了什么？他喜欢音乐，喜欢所有爱音乐的同行，喜欢所有音乐般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儿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崽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来一番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呵？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这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大脑，关不住自己的任何念头：唔呵，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呵。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昭告天地。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呵，好人呵，真是让人想念呵想念呵想念呵。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韭菜大蒜小葱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胎和生育的娃崽。
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生死一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挑担，都是不要命的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排骨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
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的轰轰烈焰。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
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就不再来占领农村文艺阵地呢（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同样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蹿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嗡的蜂鸣时近时远、时急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啪啪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夹杂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
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救命啦——救命啦——”他吓得大喊不已。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一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有点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咣咣咣咣——嘣嘣嘣嘣——！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滥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说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我的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那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嘛。”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自己看到了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
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才稳稳地朝院门走去。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癫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大笑，十几副牙齿全部外露。癫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