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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寅爹。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不下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座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
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
看对方还在嗯呵嗯呵，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呵，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呵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呵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恨不得一刀杀了你。没把你调进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只是想离你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是我也得告诉你：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驮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对不起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
“对不起，我脑子经常跑神。”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
“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气数已尽了，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啦。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停了停，狠狠吞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
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何能把这首歌牢牢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那一个：“让你笑话了，我家那个相公实在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呵。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东拉西扯的，只是一杯杯地喝酒。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说到底你是个蠢货。”柳胖子说。
“说到底你也是个烂货。”毛三寅说。
“不要说了，我们都是猪肏的王八蛋！”柳胖子眼里闪着泪花，哈哈笑了。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声落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神，深深吸了口气，起身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