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寅爹。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不下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座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
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
看对方还在嗯呵嗯呵,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吗?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呵,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呵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呵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恨不得一刀杀了你。没把你调进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只是想离你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是我也得告诉你: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驮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对不起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
“对不起,我脑子经常跑神。”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
“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气数已尽了,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啦。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停了停,狠狠吞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
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何能把这首歌牢牢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那一个:“让你笑话了,我家那个相公实在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呵。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东拉西扯的,只是一杯杯地喝酒。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说到底你是个蠢货。”柳胖子说。
“说到底你也是个烂货。”毛三寅说。
“不要说了,我们都是猪肏的王八蛋!”柳胖子眼里闪着泪花,哈哈笑了。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声落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神,深深吸了口气,起身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