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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教练、治疗师、培训师或领导都会收集或改编一些故事，旨在激励和影响他人。有些来自个人经验（自我披露），有些源于别人的生活。他们用特定的方式和语境讲述故事，悄无声息地、微妙地激发建设性的行为。隐喻的运用，赋予了故事可以间接地发挥作用且不容易受到倾听者抵触的优势。故事激发了听众/观众/读者的想象，并需要读者们进行个性化的正面解读。有趣的是，故事是否合理并不重要，有时越含糊不清的叙述反而能使听众更积极地对故事赋予个人意义。
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来自我的一个朋友兼同事——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史蒂夫·连克顿（Steve Lankton）。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小说中的转换隐喻。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克服困难踏上了旅程，向同时代的治疗大师、精神病学家和领头人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学习。艾瑞克森擅长采用复杂的故事对人们进行循循善诱，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还未被人们所完全理解的方法已运用于各方各面。
史蒂夫耐心地在求学的人群中等着大师，突然艾瑞克森走到他面前问他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当然为了把人们引导至更深层次。”史蒂夫说。
艾瑞克森打量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命令史蒂夫马上出发到沙漠里寻找传说中的圆柱木，找不到就不能回来。史蒂夫听到这个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他茫然地慢慢走出房间。就要离开时，艾瑞克森向他喊道：“要小心爬行的恶魔。你会找到圆柱木的，找到时你要说：‘我不相信！’”
史蒂夫在脑海里搜罗关于圆柱木的回忆，记起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一首诗曾经提到过它。但这也没给他太多信心。他像摩西一样漫步在沙漠中，漫无目的地搜寻目标时，偶然发现了一棵奇怪的肉质橡树，他立刻意识到那可能就是他的圣物。就在这时，他被一根藤蔓绊倒了（他后来知道那就叫“爬行的魔鬼”），史蒂夫喃喃自语：“简直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
这个故事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史蒂夫花了40年试图弄明白这整件事件的意义。艾瑞克森为什么派他出去寻找这棵树？他认为会发生什么？这跟史蒂夫学习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把他带到艾瑞克森面前的？
当史蒂夫被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只是笑笑。起初他以为这是一个指引他跳脱常规思维的策略。后来他认为这是为了鼓励他去冒险，鼓励他去寻找他苦寻多年的答案。这跟很多本土医者的做法一致，他们往往给患者布置一些跟问题没有明显联系的任务，而不是讲大道理。也许是帮助他面对生活中的许多疑惑，也许只是艾瑞克森对他开的一个玩笑。最终，史蒂夫推测艾瑞克森自己也不太清楚这次任务可能引起的结果，他只是想给史蒂夫这次强有力的经历，然后让他自己为这个故事赋予意义。
这种创造复杂和隐喻的故事的模式，已经成为史蒂夫的标志性临床风格：“我会想一件跟患者的问题不相关的事情，告诉他们去完成。等他们回来，影响往往远比我预想的要深刻。”
只有观众、读者或听众对故事做了大量加工后，故事才会发挥最有力的影响。编辑和写作老师建议初写小说的人不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通过对话，让读者推测或解读当中隐含的信息。读者越积极地投入故事中，对故事的解读、填补空白、细节视觉化越强，故事的真实性也越强。一个好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和读者合作的结果，这有时会引起无法预料的结果。
玛姬（Margie）回想她的青春期，那个极易被书籍强烈影响的年纪。她记得读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人性的枷锁》（ Of Human Bondage ），一个足部先天畸形的男孩的故事：“每年的某个时刻因为某个理由，这个故事都会浮现在我脑海里。它让我有了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即无条件的、浪漫的爱是可能存在的。这个产生于我13岁时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因为它在任何关系中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近期另一关于故事产生力量的例子中，玛姬读了一本小说叫《最终诊断》（ The Final Piagnosis ），讲述了一个女人被告知患有癌症的故事。“我看得很快，”玛吉笑着说，“以至于误读了一个细节：放射科医生在她骨骼上发现的阴影可能是她跳进游泳池时磕伤所导致的。”玛姬一直误以为这个女人在游泳池摔伤后引发了癌症。“接下来几年，我都生活在恐惧中，每次磕到碰到都怕会得癌症。我常因为害怕出冷汗，躺在床上想象自己的一条腿可能要截肢。重读这本书，发现误读了这个情节后，我的恐惧才消失了。”
很显然，我们对故事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有时扭曲本意，有时凭空赋予意义。故事并非是静态的对象，人们对其进行开放的叙事，并采用多种形式对其重新塑造。象征和隐喻用不同的声音对人说话。人物角色根据不同人的需求和欲望引起共鸣和触动。即使在音乐节奏里，歌词也能以一种突破性的方式说话。
卡莉（Callie）已经结婚14年了，她的婚姻有了麻烦。她结婚很早，婚后两人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去咨询婚姻顾问，虽然得到了有趣的说法但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反而不断认识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如此不同：“我在挣扎要不要离婚，但又担心会对我们两岁的女儿造成伤害。就是不知道应该为了孩子而凑合在一起还是应该离婚？”
这种压力损害了卡莉的健康和幸福。被困在一段破裂的婚姻中已经够痛苦了，但更糟的是，她不停责怪自己无法做出决定。然后几乎在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卡莉回忆说，“车上的电台在播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歌《赌徒》（ The Gambler ），讲的是一个会读面相的人，他在火车上看到坐他对面的家伙脸上分明写着‘厄运’，命运悲惨。当他唱到‘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握紧，什么时候应该放手’，那一刻我立马清醒了过来，是时候转身离开，重新开始了。”
卡莉觉得她很有可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了，只是她没有意识到，但当她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了。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这首简单的乡村歌曲让我意识到，是时候把这页合上然后离开了。当然我会有遗憾，但总的来说，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事情。”
这个例子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每天平均听音乐长达三到五个小时（如果算上广告、电梯背景音乐、音轨等），但有时，一首特别的歌词会渗入到潜意识，打开大脑的某个开关。我们看过的故事会跟过往的经验产生共鸣，揭示了我们感觉重要的部分。结合音乐的背景，伴随着所有感官的刺激和兴奋，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大。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特定时代的歌词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故事。比较25年前和今天的流行音乐，你会发现今天的歌词更多表现自恋和自我，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和“我们”），较少提及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更孤独和寂寞，更常表达愤怒和反社会行为。这些歌曲反映了听众的感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常挣扎于与他人疏远和隔离的感受中。
教师、心理咨询师、健康顾问和专业领队将故事用于指导或治疗，借此鼓舞和激励客户、员工、学生或患者。一些专业人士甚至认为他们的主要角色就是通过讲故事引起变化。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故事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促进生活的变化。所有这些专业人士都有一套叙事工具的目录，每一种都可能引发特定的结果，包括提供新的见解和想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性的选择、播种希望、鼓舞人心、促进复原、提出解决方案、教学技巧、界定价值和解决争端等等。
整体思路是通过微妙和间接的方法促进改变，利用无意识和直觉，绕过防御和抵触，并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来激活资源和更强烈的自我意识。比如泰拉（Tyra）认为她其实不需要减肥。当然超重上百磅的她有许多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关节炎。但她坚持认为她们一家的体形都偏“丰腴”。这确实是她看待问题的方式。
她的医生试图用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她改善健康状况，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节食和营养学家都不起作用。泰拉唯一会认真考虑的选择是不需要持续自我控制的方法，比如安装束胃袋或胃旁路手术和药物治疗。医生意识到这种手术的预后会不理想，因为泰拉缺乏动力和自我约束。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医生跟泰拉说，“她也有类似的情况。节食她不能坚持下去。她做手术的风险很低。她跟你一样有家族肥胖史。她尝试了所有方法最后都放弃了，因为没有任何效果。”
“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泰拉打断了医生，“因为她听从了你的忠告，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不，实际上有一次她弯腰从汽车的后备厢里拿一袋食品出来时，心脏病发作死了。”
泰拉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带着愤怒叹了一口气。这个故事的某些地方困扰着她，再后来它像病毒一样感染了她：她没能摆脱这个画面，尤其几天后她去购物，想从后排座位拿袋子。不知为何她坚决不把它们放在后备厢里，即使她没有意识到她是在想方设法避开自己将来死亡的情景。
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故事拥有揭示深刻的心理洞察力的力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一个超级小说迷，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最早认识到潜意识动机。现代治疗师经常向患者推荐特定的书籍或电影，甚至将之称为阅读疗法或电影疗法，用以激励人们克服问题，治疗师根据比如遗弃、虐待、成瘾、相互依赖、家庭矛盾、精神疾病、身体残疾等重点问题把人们组织起来，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做出诊断。
无论以电影、歌曲、诗歌、小说、短篇故事、传记、电视剧、戏剧、歌剧、芭蕾、木偶戏、博客、社交媒体、纪实文学或视频等何种形式，小说均为我们提供了现实选择，让我们可以（或不可以）追寻自我。通过故事我们吸取其中深刻的教训。故事在我们的世界里放置了很多人物，他们启发和感动我们，也令我们感到挫折和难过。我们感受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快乐。如果足够幸运，故事会把我们传送到另一个维度，让我们蜕变成那个我们一直想成为的人，然后在充分吸收经验教训后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