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P·唐纳利（Mark P. Donnelly）和丹尼尔·迪尔（Daniel Diehl）合著的《人类酷刑史》中译本即将付梓，出版社邀请我为之撰写中文导言。本人结合自己掌握的知识，乐意在此谈点阅读感受，以期对中文读者的解读有所裨益。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通俗史学热”逐渐滥觞、升温，衍生出以满足大众需求为主旨的文字、图像历史叙事。历史学开始走出“青灯黄卷”的“象牙塔”，步入诸多的寻常百姓家。在西方，通俗史学之文字作品常被称之为“叙事史学”，所涉及的范畴十分宽泛，包括文化史、战争史、地方史、科学史、家族史、考古、历史名人传记等方面的内容。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人既有新闻记者、民间学者、政治家、戏剧家、小说家，也有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专业史家。他们在作品中远离深奥的学理阐发，摈弃枯燥的论证，以浅显简明、生动活泼的方式来书写，赢得大众的倾心关注。这部《人类酷刑史》正是当代西方通俗史学日益兴起、广泛流播的产儿。

本书的两位作者，正是有着深厚专业学术底蕴的著名的美国“通俗史学”家。马克·P·唐纳利曾在约克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中世纪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不仅勤于治史，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同时更热衷于史学传播的大众化，先后为《历史频道》、《发现频道》、BBC等制作了近200个小时的历史档案类的电视节目。丹尼尔·迪尔是一位有进取心的文化史学者，尤以历史叙事见长。他曾为多个出版社工作，编辑和撰写了关于中世纪家具、美国海盗等不少著作。他自1995年以来就一直与马克·P·唐纳利合作，两人不仅协同录制历史类电视节目，还合撰有《邻人相食》（Eat Thy Neighbour: A History of Cannibalism）和《伦敦塔传奇》（Tales From The Tower of London）和《中世纪庆典》（Medieval Celebrations）等著作。这部《人类酷刑史》的问世，正是他们两人在西方“通俗史学”领域中的新建树。该著自2008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多次重印，甚至成为美国很多大学“变态心理学”课程的指定读物。

《人类酷刑史》之所以受到社会大众乃至学术界的广泛青睐，依我之见，主要是在于它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优点：

首先，该著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知识基础。本书以不长的篇幅，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自古代到20世纪酷刑实施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嬗变，涵盖了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近现代西方以及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列举了历史上五花八门的让人惨不忍睹乃至闻所未闻的酷刑。此外，书中附有很多有关刑具、刑场的插图，如木刻画和照片等，给读者以一种直观逼真的感受，让人读后印象深刻、心有余悸。作者的叙事并未停留在酷刑对受刑人的身体残害和生命终结上，而且更进一步地通过一些特殊酷刑的剖析，揭示了其对受刑人的肆意的精神羞辱与兽性蹂躏，由此给他们的人格和心理带来无以复加的重创。这样的揭露，也给读者带来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让人对酷刑的“兽性”有更深刻的体悟。

其次，该著在叙事过程中，突破了西方学术界长期潜存的文明发展史上所存在的种族、地域上的思想偏见，秉笔直书地进行历史叙事。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优越”论或“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熏陶下，西方人一直都以其“光荣”历史而自豪。古典希腊的民主制，中世纪英国的“大宪章”乃至近代英国革命，清教徒建立北美殖民地，乃至近现代西方社会，都在西方人的笔端下被过度“文明化”。而该著则敢于冲破这样的思想传统，叙述了在这些时期中所存在的西方人对于殖民地人民，西方人对西方人自己的一些非人道的酷刑。该著指出，在西方，酷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一直沿用到18和19世纪。随着启蒙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刑罚改革的深入，情况才有所改观，流放和监禁逐渐取代了酷刑。不过酷刑还是时有出现。笔端所指，不仅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受到批判，而且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恐行动也受到责难。诚如该著作者所言：“我们是历史学家。因此，像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在确定把哪些惩罚和肉体虐待的方式收录这本书中时，我们决定采用一种完全客观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这样的不囿于偏见而求实求真的学术理路，集中地彰显了历史学家的优秀品质，而基于这种理路所揭示的西方世界各个时期的酷刑现象，对于广大读者认识西方文明史演进的曲折历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再次，该著中浸润着作者浓烈的人文精神和鉴史取向。该著对历史上林林总总之酷刑刑具的复杂的设计、使用的探讨，对不断翻新的血腥行刑场景的描述，并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去猎奇历史，而是为了对那种残暴践踏生命和人性的野蛮行为进行激烈的批判。该著认为，酷刑既是刑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施刑人为了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的一种残忍手段，而从根本上说，则是残暴的独裁者为了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在行文过程中，该著每每分析历史上滥施酷刑的阴暗动机，揭露施刑人的种种暴行，批判麻木不仁、助纣为虐的卑劣人性，处处透现出其对蒙难者和受害者的现实人文关怀。同时，该著也对现代社会中不时出现的酷刑现象深感忧虑。该著认为，当代社会虽然日益文明化，但酷刑仍然不同程度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顽固地延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难以幸免。为了消除酷刑，就应该了解酷刑的历史，以史为鉴，警醒世人。由此，该书强调：“如果我们忘记历史，拒绝历史——正如一些西班牙人拒绝承认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恐怖血腥一样，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否认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暴行将会重现。”正是由于贯穿了尊重人性的人道观和鉴古知今的责任感，该著给读者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问题：“对世界上的惨状和不公熟视无睹助长了非人道行为的继续存在吗？熟视无睹能否被看作是一种默认或者接受呢？”“是否真的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这样的观点和问题，无疑会将读者带入一个深层的理性思考。而这正是该著中所蕴涵的最珍贵的思想价值。

无可讳言的是，《人类酷刑史》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在历史内容的分布上，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均衡。或许是由于某种宗教信仰上的忌讳，该著几乎没有涉及伊斯兰世界中的相关状况，个中缘由当然可以理解。但历史上的蒙古人国家、印第安人国家、拜占庭帝国等地的情况没有囊括其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二是该著中的个别史实叙述存在错误。如在叙述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时，该著称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让农民享有更多自由和废除农奴制等承诺有诚意，而义军领袖泰勒刺杀国王未遂，命陨阶下。其实，只要翻检一下这个时期英国的编年史，即可发现这样的叙述并不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实际。

综上所述，《人类酷刑史》虽然存在着某种瑕疵乃至缺陷，但无疑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史学著作。它对历史上五花八门的酷刑的根源、表现乃至作用的解读与批判，它所包含的人文道德良知和鉴古至今取向，对于广大读者多角度地理解人类文明史发展演进的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的健康而合理的建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相信，《人类酷刑史》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引起广大中国读者的热情关注。

孟广林
2012年7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NYwCSE51X2bMiTgzTdfKucRW1t1fmdJ5fNmag8IM/TjjEXW4V62aqqet2VDUUk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