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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证券分析师都失语了。因为他们无法解释美股牛市为什么没完没了，A股熊市为什么没完没了，尤其是无法解释2020年美股在百年不遇的崩盘后，为什么还能奇迹般地重归牛市，以及A股为什么依旧趴着不动。
本节讨论的这个问题与估值无关，与晴雨表无关，与技术分析无关。这些传统的牛市熊市理论，即使猜到了开头，也猜不到结尾。
美股和A股至少看上去符合黑天鹅的基本特征——无法预测、影响巨大、事后可解释，所以我们只能用可以解释一切的黑天鹅现象来分析。
黑天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却发生了；另一类是极其可能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美股牛市与A股熊市没完没了，属于前者。美股熊市与A股牛市，千呼万唤不出来，则属于后者。
正面黑天鹅，代表不可预测的巨大机会，比如重大发明、股市井喷及超长期牛市。负面黑天鹅，代表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比如战争、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及超长期熊市。
中外股市历史上典型的负面黑天鹅事件，跌幅达80%级别的大暴跌发生过6次，但都发生在不同地区的股市——1929-1932年道琼斯指数从385点跌至41点，1973-1974年恒生指数从1774点跌至150点，1990年中国台湾股市从12682点跌到2485点，1993-1994年上证指数从1558点跌至325点，2000-2002年纳斯达克指数从5048点跌至1108点，2008年雷克雅未克（OMX指数）跌94.4%。
1929年道琼斯指数崩盘引发了美国1929-1954年长达25年的超长期熊市，而日本始于1989年的超长期熊市至今已达31年之久，仍不知何时重归牛市。
正面黑天鹅与负面黑天鹅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感受正面黑天鹅影响时，应采用非常冒险的策略，使正面黑天鹅效应最大化。在可能受到负面黑天鹅袭击时，应采用非常保守的策略，尽量对冲，避免扩大，使负面黑天鹅效应最小化，甚至利用负面黑天鹅效应攻击对手，同时自己享受正面黑天鹅效应。
道琼斯指数从1972年突破1000点大关后基本处于超长期牛市，这属于正面黑天鹅，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与美股牛市没完没了形成对照，A股熊市也没完没了。
中国股市从998点到6124点，这一超级牛市在两年半中超6倍涨幅实属罕见，属于正面黑天鹅。2007年见大顶后中国股市处于长期熊市同样世所罕见，尤其是长期熊市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极其不可能的事件，所以这属于负面黑天鹅。
上证指数6124点历史大顶前后的月线图，与道琼斯指数1929年385点历史大顶前后的季线图惊人地相似，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二者所处的基本面、资金面背景大不相同，却还能出现跨时代跨市场的惊人相似，这又意味着什么？上证指数与道琼斯指数的长期背离又意味着什么？道琼斯指数在经历了长期熊市以后转入长期牛市，这对我们的启发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重新开始新一轮牛市，我们首先要全方位反思，A股是如何从正面黑天鹅变成负面黑天鹅的，以及A股历史上的牛市是怎样变成熊市的，以免重蹈覆辙。
如果说6124点暴跌成功复制了1929年美股崩盘的形态，那么5178点暴跌则成功复制了引发1929年美股崩盘的1：10的信用融资（当时A股1：10场外配资）。现在的问题是，这两次暴跌会不会重演？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甚至不能完全排除金融战的可能。1989年的日本与1999年的欧洲都受到过金融战攻击。
黑天鹅理论认为，战争属于完全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金融战亦然），当然，错得离谱的战争，则是更加典型的毁灭性黑天鹅事件。
202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70周年纪念日。
美国是一个充满危机意识，喜欢反思的国家。对于朝鲜战争这场历史上美军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美国流传最广的反省莫过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的名言，“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他还说：“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当然，最关键的错误是遭遇了错误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趣的是，对6124点、5178点牛市可以用同样的措辞、同样的思维进行全方位反思。
错误的地点：如果美军不大幅越过三八线——中国的底线，自然就不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如果A股市场在2007年5月30日调控后做平台调整，不大幅越过4335点这一政策底线直奔6124点，自然就不会有后面的利空组合拳持续调控，以及其后的持续暴跌。毕竟998-6124点两年半内涨5倍多的井喷为持续暴跌留下了巨大空间。5178点亦然。市场对5月30日调控的报复，最后变成了A股对自己的加倍惩罚。
错误的时间：市场更大的错误是选错了牛市主升浪的时间。6124点牛市，可谓成也周期，败也周期（周期预测的方法见第二章第一节）。2006年，上证指数7年周期、10年周期、15年周期共振大涨，但是2007年是上述三个周期共振大顶，更可怕的是，2008年7年周期、15年周期共振持续暴跌，换句话说，6124点牛市的夭折，是市场内在规律的必然。当然，适逢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弱势美元周期结束，美元强势反弹，外部条件也不利于牛市。
至于5178点牛市则完全是多头的误会，周期选错了。2014年，上证指数只有7年周期支持井喷，15年周期短暂井喷回落，10年周期、20年周期震荡筑底。更可怕的是，2015年，只有15年周期支持全年上涨。7年周期是大顶加持续暴跌年，20年周期是短暂井喷后持续暴跌，10年周期震荡筑底，加上强势美元周期继续，牛市的外部条件也不利。
可见，2007年、2015年在极易出现毁灭性黑天鹅事件的时候，本应采用非常保守的策略防范黑天鹅，可惜的是，市场与政策的选择恰恰相反，市场以井喷行情疯狂地冲垮政策的底线，看得见的手忍无可忍，以非常冒险的利空组合拳打压市场，直接把正面黑天鹅变成负面黑天鹅，把牛市送入了熊市。
错误的敌人：按照常识，牛市的敌人是获利盘、解套盘和限售解禁盘，但是在中国恐怕还要加上“看得见的手”。理由很简单，无论1558点、2245点还是6124点、5178点，都是看得见的手捅破了泡沫。区别仅仅在于，第一次是主动的；后三次或是被国际投机资本及其代理人鼓动，或是被国际投机资本疯狂做多逼迫的。最终的结果是，看得见的手与国际投机资本不谋而合，共同扼杀了A股牛市。
综上所述，6124点和5178点两轮大牛市的实质是，被国际投机资本操纵的，两场持续暴涨与持续暴跌的轮回，对于国人而言，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索罗斯有句名言：“在世界历史上某些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式增长，称为历史机遇期。我们应在非均衡式增长带来的泡沫和崩溃中获取暴利。”既然，这一历史机遇期已在A股出现，国际投机资本当然不会放过。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投机资本（主要是价值几十万亿美元的美元日元套利盘，见第二章第三节）出入A股，既受美元周期、日元周期牵制，又与国际金融危机或地缘政治冲突密切相关。如果这些因素发生共振，那么我们需要高度警惕金融战的可能。我们对付金融战的手段和经验严重不足。
众所周知，核威慑是二战后大国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因素。在未来金融战中，有没有金融核威慑力量可以决定在金融战中所处地位的优劣，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免于受到金融战攻击。
中国的金融核威慑可以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于其中大部分为美国国债，对美国的债券市场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冲击力。第二部分是中国投资公司所拥有的2000亿美元，这笔资金的投向引起了全世界对冲基金和投行的关注。如果这笔资金的相当大部分进入H股市场，它可以对主导香港股市的欧美资金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掌握H股的定价权，既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又可以对香港股市和A股市场稳定形成重要支撑。第三部分是我们可以成立国家平准基金，其任务就是在A股市场不能够自行调节涨跌的时候，以市场化的手段干预指数的大涨大跌，抑制境外热钱对市场的操纵行为，保持市场相对稳定。
A股牛市之战，这场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之间错误的战争，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这究竟是谁的错？关键是有关方面的角色错位导致了悲剧，本来应该是维持市场秩序的警察，却亲自上马成为空方的后援。问题的根源是，对强国富民的牛市，各国政府都是持容忍甚至支持的态度，恐怕只有A股例外。
政府作为牛市最大受益者为什么可能成为牛市的误伤者？有关方面首先要认识到牛市对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财富效应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A股出现泡沫是正常的，泡沫比成熟股市更大也是正常的。而防范资产泡沫破裂的最好的手段，不是用政策刺穿泡沫，而是用经济增长和资产整合来化解泡沫。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使用了不恰当的政策而给牛市带来重大创伤，甚至终结牛市。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有关方面的本意是让牛市歇一下或者走得慢一点，避免泡沫破裂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结果捅破泡沫的代价远远高于泡沫破裂。牛市以持续暴跌的方式结束，不仅使A股直接损失几十万亿元市值，还搭上了长期熊市的代价，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最大的教训。
一位我认识20年、基本面与技术面俱佳的高手，至少4年前就预测美股泡沫即将破灭，以崩盘终结牛市转入熊市，结果2020年美股终于崩盘，然后牛市依旧！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经济很糟糕、估值全球最高的美国，其股市还能创出历史新高？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最成功、估值全球较低、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中国，其股市就是趴着不动？传统经济学理论及技术分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主流观点做了事后解释：2020年美联储是以历史上最大力度的量化宽松QE5，才使美股从4次熔断，近40%跌幅的崩盘中重归牛市。换句话说，2020年美联储是用黑天鹅政策对冲黑天鹅事件，才挽狂澜于既倒，使美股从负面黑天鹅变回了正面黑天鹅（还有种说法是华尔街故意砸盘逼美联储出牌）。金融市场是信用市场，美联储是美股最大的多头，华尔街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和美联储作对。正是出于对美联储的信任，全球资金争相入市，使崩盘后的美股以历史最快的速度恢复牛市。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9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还是“9·11事件”、次贷危机，历史上每一次危机都是美联储救市，使美股经过短则几月长则几年的调整后再创历史新高，重归牛市。这一切不仅仅因为美联储手里有钱，更重要的是美联储赢得了市场的信任。平时用利率周期与每一个半月一次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稳定市场预期，危机时及时释放流动性救市，化解市场恐慌。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倘若如此，美股牛市岂不是与晴雨表无关，与估值无关，只与钱有关？美联储为什么不怕泡沫破裂？美联储为什么不怕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有一天玩不下去，彻底崩盘呢？
正如格林斯潘所警告的，捅破泡沫才是最大的风险。捅破泡沫意味着，一次财富蒸发或财富转移的同时，市场崩溃、信心破灭、预期改变，这是毁灭性打击，剩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泡沫破灭意味着，一次财富蒸发或财富转移的同时，剩下的还有一次本币的变革、一次经济的转型。再说泡沫破裂，也不全是坏事。
早在十几年前经济学家杨帆就指出：泡沫的背后是什么？是几百万最优秀的人的就业；是8000万到1.2亿家庭进入投资领域掌握经济知识，并直接承担投资风险，极大地提高自己的素质；是国家无数税收；以及更重要的是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崩盘有什么了不起？道琼斯指数2000年从12000点跌到7000点，纳斯达克从5000点跌到1000点，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崩溃。纳斯达克股市培养出来了美国新经济。
互联网泡沫为美国高科技产业一次性注入上万亿美元投资。这使得美国高科技产业获得了三方面历史性的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与服务优势，牢牢掌握了高科技产业的霸主地位。美国成功地完成了经济第一次转型，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科技产业主导转型之后，美国主动引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崩盘，却成功地阻击了竞争对手欧洲、日本以及中国利用创业板发展高科技。纳斯达克欧洲市场与东京市场相继夭折，中国创业板胎死腹中，整整推迟了10年（1999年起，深交所开始着手筹建创业板，2000年10月之后为此甚至停止了主板的IPO项目，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创业板计划搁置，直到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开市）。
当美国经济完成第二次转型，从实体经济主导向虚拟经济主导转型后，利用次贷危机中的房地产泡沫，为美国中下阶层一次性提供了上万亿美元的优质资产，而后又主动引爆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几百万亿美元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泡沫破裂，成功地阻击了竞争对手欧洲、日本、中国利用金融衍生品发展虚拟经济。美国的竞争对手只要停留在间接融资主导、实体经济主导、传统产业主导的发展阶段，就难以走出周期性金融危机泥潭，与美国经济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且长时间无法挑战美国霸权。
应当承认，美国一直是善于制造危机、利用危机、转嫁危机，并在危机中崛起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三次石油危机，美国都有惊无险从中获利。更耐人寻味的是，自1971年美国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摧毁固定汇率国际货币体系以来，已发生了9次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出现在美元周期的拐点，美元周期的拐点又总是源于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或国际政治外交策略的重大变动，危机前后总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热钱利用其中6次弱势美元周期转入强势美元周期之际，分别完成了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亚洲、南美洲的资产泡沫从放大到破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成为剪中国及全球羊毛的机会。下一次又轮到谁呢？
2020年美联储救市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来分析下美联储救市组合拳！第一，政策干预的及时性。3月上旬美联储救市，顾不上等仅隔一周举行的美联储例会。第二，干预力度超过常规政策。以往美联储常规降息一次是0.25厘，而此次汲取2008年教训，直接降到0。第三，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政策——无限量提供流动性。美联储直接入市购买债券，恢复债市流动性；并准备必要时入市购买股票。总之，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正因为美联储就是美股最大的多头，所以国际投机资本不敢大幅做空美股。
泡沫本来有可能不破裂，即使破裂，也有可能不去复制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泡沫破裂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捅破了泡沫，反而可能会带来比泡沫破裂更大的风险。处在索罗斯所说的非均衡式增长的中国A股市场，我们最需要担忧的不是泡沫破裂，而是人为地捅破泡沫。长期受困于“政策市”的A股，可能已从有效市场变成无效市场。
A股牛市能否延续，关键在于监管的角色归位，充分地认识到一个长期的牛市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产业的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养老金巨额缺口的填充、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一代中产阶级的塑造以及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乃至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具有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一个长期的牛市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利的。同时，要正确认识股市泡沫，鼓励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牛市估值理论，逐渐适应让市场在泡沫中发展，在发展中化解泡沫，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让市场恢复市场的本来面貌，不到危急关头不要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
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牛市，而且应该是慢牛。但是从各国股市的发展历程来看，成熟股市是慢牛短熊，而新兴股市往往是快牛慢熊。怎样防止为了把股市调控成慢牛，结果却调控成了慢熊，是对监管层的严峻考验。
首先，要警惕政策调控时出现疯牛与慢熊的轮回。慢牛和慢熊的区别在于6124点历史大顶是否被突破，至少把突破6124点列入中长期的目标（而非把稳定在3000多点列入中长期的目标），先恢复牛市再谈快慢问题。突破6124点前可以适当快些，把慢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把人气带动起来；突破6124点之后，可以以平台整固为主，走慢牛路线。
其次，要认识到新兴股市的快牛不可避免，因此，政策的调控不仅要考虑出台的时机，而且要考虑对市场的杀伤力。具体来说，常规的调控政策在市场疯狂时往往是无效的，而非常规的调控政策往往会令市场出现急剧转向。因此，使用平准基金市场化的手段来扮演政策干预主角是必要的。这样既可以减少平时的政策干预，使监管与市场关系正常化，又可以在非常时期替代或对冲非常规调控政策的干预，减少其负面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应全面与成熟股市接轨。依法治市，依制度治市，而非依人治市，依政策治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告别“政策市”，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打造制度性牛市。
最后，再强调一下，即使是成熟市场也离不开危机状态下的政策干预。但切记，政策干预的目的，仅仅是恢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绝不是让政府站在市场的对立面，改变市场的趋势。市场的趋势是政府无法改变的。
当市场是有效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时，政府不要出来干预。只有市场出现阶段性极度疯狂，市场失去自我调节能力，也即市场失效时，黑天鹅才能兴风作浪。这时才需要政府出面恢复市场的有效性，履行市场监管职责；并且这一角色应主要由平准基金来扮演，以免被国际投机资本利用，重蹈6124点、5178点覆辙。
我们如果没有敬畏市场之心，就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惩罚的表现就是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对抗。正如索罗斯所说，市场具有自我增强与自我崩溃灵魂的特色。当市场趋势处于自我增强的惯性，受到的是比较温和的政策调控时，市场用无视政策来惩罚政府。但当市场趋势走向自我衰竭时，再受到最严厉的政策打压时，市场会以自我崩溃来惩罚政府。
历史上国家主导型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就是要么对金融市场干预过度，要么放手不管。德国属于前者，日本一度属于后者。德国1896年颁布的《保证金法》，对股票投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股票市场长期低迷。而日本央行的不干预金融市场政策，导致20世纪80年代日经指数3年上涨300%，之后泡沫破裂，房市股市暴跌70%，日本经济“失去了30年”。即使日本央行进场买股也无力回天，日经225指数熊市已经持续30多年了，不知何日才能走向牛市。最后，二者殊途同归，德国、日本企业资金都来自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贷款，占外部融资70%以上，两国都没有实现大国崛起。
间接融资占90%以上的中国，会不会步德国、日本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