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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父亲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美国人说，中国给访问学者的生活费如果每月不到300美元，他认为是不人道的。而我父亲靠每月200多美元生活费，不仅在美国顺利地生活了一年，红光满面地回来了，还从这个“不人道”的待遇里省下了不少美元，给家里添置了日本进口的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等电器大件。父亲说，在美国，他觉得蔬菜贵，就少吃蔬菜用水果来代替，觉得其他肉贵，就多吃相对便宜的鸡肉。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现在，中国有6亿人的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相当于平均每月100多美元。这水平明显低于近40年前的那种“不人道”的待遇，绝对属于现在美国人眼中的穷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第一次发的困难补贴的标准是，对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人群，成年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未成年人每人发放500美元。1200美元相当于8000多元人民币，是近半中国人口人均月收入的8倍。由此可见，中美收入差距有多大。这还是拿我们的正常情况与美国的特殊情况来比，并没有比较两国在正常情况下的收入差距。所以未来几年中国的GDP即便超过了美国的GDP，成为全球第一，这也不应该使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的人均GDP，2019年世界排名80位，只有美国的1/6。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据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占总人口数的1/4。这相当于2019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7%，排名世界第一。2019年，日本人均GDP4万美元，4倍于中国。经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我们“未富先老”，怎么办？另有分析预测，未来2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在20万亿元左右。中国养老金的缺口怎么办？
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达11%，大体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老龄化程度相当。197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数的7%，进入老龄化社会；1995年，这一比例升至14.54%，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这一比例已达到27%，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但是，日本利用老龄化所带来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期（根据老年人储蓄多，消费少，用老年人手里的钱投资增值），实现了财富增值。20世纪80年代日本股市房市双双大牛，日经指数在1984年年初突破10000点，至1989年12月29日，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5点。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股市房市由双牛变双熊，日本经济为泡沫破裂付出了沉重代价。此后，日本股市经历了31年的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日经指数2021年1月创出30年以来新高。
与日本股市比，A股已经提前经历了20年的熊市。上证指数要突破2007年的历史高点6124点，至少还需要7年时间。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长期熊市后的长期牛市，期待A股将迎来长期牛市。A股与基本面长期背离的情况跟美国股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比较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道琼斯指数依然在500-1000点徘徊了16年，直到1972年才首次突破1000点，开启了大牛市，1999年站上了10000点大关，27年涨了9倍。此后，美股又过了20年，涨了2倍，冲到30000点大关。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的401（k）养老金计划借长期牛市大幅增值。截至2017年401（k）养老金计划账户余额为9.2万亿美元，占美股市值的1/3。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中国A股总市值达72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GDP99万亿元的73%。按照巴菲特提出的股市安全性指标计算，证券化率（股市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小于75%属于适度低估，75%—90%属于相对合理，90%—110%属于适度高估，而大于115%属于显著高估，中国目前的这一比例为73%，还处于被低估的区间。2020年，美国证券化率为147%，属于显著被高估的区间（但巴菲特在持有上千亿美元现金的同时仍保留了美股长线仓）。1989年，日本在股市泡沫破灭时，这一比例达到148%。中国A股在达到6124点时，这一比例大约是140%。
2018年年底，中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达到2.24万亿元。2001-2018年，中国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为9552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7.82%，超过同期通货膨胀率5.53个百分点。此外，从2022年起，中国社保基金转持万亿元央企国有股进入减持期，另代持8000多亿元地方养老金。如果中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金、企业年金资产能在未来牛市中大幅增值，那么这可以大幅填补养老金缺口。
我们如果再考虑到连续两年大幅减税，中央财政已出现赤字，大部分省市的地方养老金入不敷出，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大幅填补养老金缺口，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大量拨款，更不能指望老板大幅涨薪，只能靠自己给自己大幅涨薪。这怎么涨呢？最有效的办法是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把有限的储蓄投入A股市场，等待其在牛市大幅增值。
中国又一次面临战略机遇期的选择。20世纪末中央提出2000-2020年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谓高瞻远瞩。我们利用战略机遇期实现了GDP翻两番，在这一战略机遇期结束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2020-2030年仍属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面对新战略机遇期的选择？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包括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一系列具体目标。然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钱。现在的问题是，钱从何处来？
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19年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已经超过GDP的300%。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率已经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前非常接近。靠举债发展经济的道路也走不通了（海通宏观每周交流与思考第302期，姜超等）。2020年，中国M2突破200万亿元，中国M2/GDP的比值大致为2，全球最高，大概是美国这一比值的3倍。因此，银行贷款占比只能降不能升，否则会出现金融风险。实现融资模式转型，按黄奇帆所言，把间接融资占融资结构的比例从目前的90%降到50%，与之对应，把直接融资占融资结构的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这也需要扩大资本市场融资，没有牛市，如何把直接融资比例提升3倍？
更何况，2035年远景目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属于高风险投资，因为高科技企业没有抵押物可供担保，投资风险大，银行信贷难以承受这种风险。科技立国只有大力发展股权融资一条路径，可风险投资最终也要从股市退出。没有牛市，风险投资如何退出？
科技强国、金融强国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有观点认为，历史上真正有效地行使全球霸权的国家只有三个——荷兰、英国和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国家完成了创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使命，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无一例外，三个国家都成功地使用了证券市场融资工具。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荷兰挂牌交易，如果没有股票融资，国土面积只有北京两个半大小的荷兰，何来拥有15000多家机构，上万艘船只，垄断全球贸易的一半？同样，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仅过了半个世纪，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很大程度上因为同期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从原先的以铁路股为主变成以工业股为主。1971年，全球第一个创业板市场纳斯达克成立，为硅谷之崛起、美国工业向高科技转型奠定了基础。美国成为20世纪唯一超级大国，华尔街的雄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期间，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美国之所以能保持正常运转，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股市在短暂的暴跌后，靠美联储提供的无限流动性迅速收复失地，重建牛市。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是内需，也就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人几乎不储蓄。人们敢不敢用信用卡消费，取决于股市和房市是否具有财富效应，因此，美联储乃至美国政府至少要保全其中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提倡的国内大循环，需要全民投资、全民创业、全民消费。20年房地产财富效应已经走到头了，理财产品旱涝保收的时代也到头了。在低利率时代，百万亿银行储蓄和理财产品确实需要寻找出路。如果中国股市不具备财富效应，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人们如何敢拿出自己的储蓄来投资、创业、消费？
综上所述，科技强国、金融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不仅关系科技强国、金融强国，而且关系国内大循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A股自6124点跌入熊市已有13年了，如果2027年不能突破6124点，从周期角度来讲，大牛市至少推迟5-10年，那可能就到2032年，甚至2037年了（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何时突破6124点开始大牛市，我个人认为至关重要。
但是，A股市场突破6124点，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A股自身面临注册制“大跃进”、限售股解禁、中概股回归三大难题。
小到A股自身面临的三大难题，大到在严峻环境下的中国突围，都离不开A股牛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A股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