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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刚刚经受的疼痛，现在来到了法国。在同样的灾难面前，痛苦没有更深或者更浅。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命运也是相通的。
“口罩，需要口罩。需要更多的口罩。需要非常多的口罩。”《世界报》发出急切的呼喊。法国只有医生有权拿到口罩。而每个医护人员每周只能领取十八只。每个医院都在呼喊：“口罩。”已被确诊为新冠患者的法国医生协会主席让-保罗·哈蒙愤怒地说道：“医生们彻底被遗忘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们会有可怕的伤亡。”
法国卫生部发言人说，我们每天生产六百万只口罩。而法国染病的人数，每四天就翻一倍。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三位法国医生，作为医务工作者团体的代表，已经决定起诉法国总理菲列普和前卫生部长阿涅丝·比赞。医生们说，他们曾经意识到危害的严重性，他们有行动的能力，但是他们选择了不作为。
窗外的阳光很好。对面一楼的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到院子里给孩子晒太阳。小小的婴儿一声不吭，不时地舞动着他的小手小脚。妈妈推着他慢慢地走着，一圈一圈。抬起头，看到我在窗口看她，朝我淡淡地笑了笑。笑容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晒足了阳光的小婴儿被妈妈推回家，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年轻女孩，搬了一把椅子，穿着盛夏的短裙，坐到这里晒日光浴。她像躺在大海边的沙滩上，自然地伸展着身体，闭着眼睛，仿佛在听大海的涛声。这个院子只有四十多平米，平时大门紧锁，荒凉冷寂，像监狱放风的一块空地。没有风，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围墙外面的火车驶过铁轨引起的震颤。
马克龙说，禁足时间很可能会延长。到哪一天呢？谁也不知道。我失眠了一夜，上午昏昏沉沉。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到外面走一走，透口气。我不会走远，就到几百米外的巴蒂尼奥勒大街上看一看。
我没有戴口罩。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拼命救人的医生是多么缺少口罩。出门散步就浪费一只口罩，良心不安。外面那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警察、清洁工、司机、邮递员，都在“裸奔”。他们已经知道口罩的重要，他们没有口罩。他们仍然必须工作。
一个月之前，中国疫情紧急，我跑了周围五家药店，想买一些口罩寄回国内。可是跑了一圈，只买到十几只，只好拿回家，讪讪地放到抽屉里。大批的口罩，早被先下手的中国同胞买走了。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的华人华侨在中国疫情紧急时，想尽一切办法，抢购每一只口罩，寄回中国去。他们几乎买空了整个欧洲。
现在，普通人连一只口罩都买不到。我们这幢公寓楼里，先是葡萄牙门房，接着是犹太房东，然后是我楼下的美国妇人，一个接一个在迫不得已出门时，用围巾把口鼻严实地包裹起来。这对于病毒而言，简直是笑话，可是她们害怕，她们别无他法。
成批抢购的华人们也没有口罩，没有人想到给自己留着。买来的口罩，全寄回去了。现在只能小心地躲在家里，尽量足不出户。谁也不好意思向国内的亲朋开口。刚刚解禁的他们，口罩也还没有摘除，不会有太多富余。有病毒的地方都需要口罩，全世界都在呼喊口罩。
昨天的一条新闻，引得华人界议论纷纷。美丽城一个中国人倒卖大批口罩被拘捕了。他囤积了一万五千只牙科医用口罩和一百三十三升消毒洗手凝胶。他说原本是要卖到中国去的，中国情况好转，法国疫情严重，于是就地售卖。有人指责他利欲熏心。有人说他违反口罩专供医生的法令，自食其果。有人骂他丢了中国人的脸。也有不少人说，骂他的人，都不是在这里生活的人。在法国到处买不到口罩的情况下，他能以1.2欧元一只的良心价为我们华人提供方便，算是大好人。随着病毒的蔓延，人群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了撕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愤怒却在不断增长。
我的法文编辑爱娃给我打来电话。她严厉地指责法国政府：“谁都没有口罩，谁都得不到保护。所有必须工作的人，都像战场上裸露在毒气中的战士。政府的愚蠢，却要以牺牲我们的生命为代价。”
爱娃的丈夫在丧葬公司工作。他已经许多天没有休息。他的工作是结算死亡保险金。他整天在治疗新冠的医院、疫情高发的养老院和死者家属中奔波。他的好几个同事因为担心感染病毒，已经辞职不干了。他还在坚持。他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让人难过的是，他连一只口罩也没有。
口罩的短缺，只是人类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手足无措的一个小细节。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席卷而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是二战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她说：“病毒会无差别地影响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去帮助每一个人。”她说：“迄今为止，全世界既没有发现可靠的疗法，也没有研制出疫苗。”灾难已经来临，没有人能孤立存在。
太阳亮得有些晃眼，天气预报显示，接下的几天都是晴天，空气优良。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恐惧，每个人都看到远处的风暴正在聚集，人人都只能躲在家中，仿佛那是最后的诺亚方舟。我孤身一人走在宽阔的巴蒂尼奥勒大道上。路边的榆树已经长出一簇一簇的榆钱，春光明媚的大道上空无一人。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寂寞的春天。巴黎没有时装，没有盛会，没有歌舞，没有音乐，巴黎毫无生气，像被时光遗弃的废墟。抬起头，远处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大教堂清晰而庄严。这座自一九一四年建成以来，从来不曾关闭，每天为巴黎人祈福的教堂，今天关闭了。
2020.03.19
爱娃的丈夫被送到医院急救。
爱娃味觉失灵，高烧咳嗽，被确诊为新冠患者。
巴黎三月十六日第一次封城，五月十一日解封。可是病毒从来不曾离去，只是在暗暗地积蓄力量。几个月后，第二波疫情汹涌而至。十月三十日，马克龙宣布巴黎第二次封城。这一波疫情，比上一次来得更加猛烈，爱娃和她的丈夫猝不及防，被打翻在地。
此时，我的一本新书刚刚翻译成法语，她正在编辑。她打电话给我，说丈夫被救护车送去医院了。他正在工作，突然晕倒在公司。他太累了。他曾经是长跑运动员，身体棒极了。他不仅染上了新冠病毒，并且突发中风。他倒在地上，一动不能动。
第一次封城的时候，她的丈夫来我家看过我。因为他在特种行业工作，可以开车自由来去。他横穿过巴黎，给我送来二十只口罩。巴黎封城的第二个月，他们公司终于开始发放口罩。爱娃让他送一些给我。他把口罩放在我大门外的地垫上。他不让我开门。我们隔着门说话。从猫眼洞往外看，他满脸欢笑，显得精神抖擞。他是如此高大壮硕，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我朋友里第一个染上新冠的。
一个多星期后，爱娃告诉我，丈夫脱离了危险期。不过还必须留在医院。康复需要漫长的时间。又过几天，爱娃突然发信息给我，她也染上了病毒。爱娃头疼、发烧、咳嗽，医生跟她说，在家休息。她的病情，还没有足够严重。医院已经超负荷运转，没有位置。医生唯一能给她的，只有“多利潘”。对于新冠患者而言，也只能用这种可有可无的安慰剂。医生也说了，除了调动自身的免疫力，别无他法。
我每天都在问爱娃的病情。她总是回我：“还好。”没有多余的字。爱娃是坚强的，她一边关注着丈夫的生死，一边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与病毒对抗。一个月之后，她才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好了，只是再也闻不到任何味道了。
“过几天，丈夫也回来了。”她说，“我们打算搬到布列塔尼去住。巴黎糟糕透了。”
二〇二〇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他们仍没有离开巴黎。巴黎就是这样，你恨她，可是又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