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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我的手机响了，法国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短信，要求所有人待在家中，不要出门。
群发信息的同时，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出行单。有五种情况可以外出。一是紧急不可替代的工作。二是购买生活用品。三是生病去医院。四是要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五是遛狗之类的短暂出行。的确，对于孤独的巴黎人来说，狗是极为重要的。狗是许多人唯一的伙伴。
下午三点钟，对门的工程师过来敲门，问我有没有打印机。因为出行单必须打印出来，在上面签字，并且写上出门时间才有效。
我忙完手中的事，打印了厚厚一叠出行单给他送过去，这是每天都要用的。谁也不知道巴黎会封城多久。
“这才是封城第二天。”工程师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我担心接下来邻居也不能见面了。”
我是第一次到他家做客。他的房子有我的两倍大。宽大的客厅里放着他那架名贵的钢琴，墙上挂着十九世纪画家的风景画。一些大大小小的摆件，显出阿拉伯的风情。他在沙特工作了六年。
客厅的茶几上有几个小碟子，放了切成薄片的香肠、圆形的小甜饼、腌橄榄和奶酪丁，都是日常的小零食。工程师开了一瓶葡萄酒：“这是我在波尔多乡下过圣诞节时买的，是个小酒庄产的，名字你一定没听说过，不过味道很不错。”
“你为什么会去沙特？”闲谈中我问他。
“法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法国人，就更好了。”工程师说，“我对法国的生活已经非常厌倦。我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换一种人生。”
“沙特怎么样？”
“不能说很有意思。除了工作，就在家里待着，什么娱乐也没有。噢对，有娱乐，赛骆驼。”他笑起来，“你绝对想不到骆驼跑得有多快。你也想不到，最优秀的骆驼，竟是被人选出来娱乐的。”
“有一天，我突然厌倦了法国的生活。厌倦到了想把自己杀死的地步，就去了沙特。还能怎么样呢？相当于把自己杀死一回，然后在那里重生。重生的重点是，你不能与过去有来往。所有认识的人都要切断。事实上，除了你自己，不会有人在意。一个人死了，还是消失了，都一样。”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看我的酒杯还有半杯，没有给我加。
“你看到消息了吗？晚上八点钟，大家开窗鼓掌，向医护人员致敬。”我说。
“法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做一些不费力又表面漂亮的事。鼓掌有什么用？医院的资源还是不够，染病了也只能在家里硬扛。口罩没有，连‘多利潘（Doliprane）’也限购了。他们总是用一些花哨的东西，来掩盖真实的丑陋。这只会让人觉得愚蠢。”工程师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多利潘”的限购的确引起了法国人的愤怒。在平常，这是医生们最乐意开的万能药。头疼、发烧、全身酸疼，或者不知名的疼痛，都用这个。几乎每个中学生的口袋里都有一包。如果班上有谁不舒服，恰巧身边短缺了，喊一声，就会有人给他递上一颗。这次疫情一紧张，人们立即想到去买这个“神药”，一下子造成了药物短缺。他们囤积“多利潘”正如我们囤板蓝根、双黄连之类，应激状态下人类的心理是共通的，无问西东。
等一瓶酒喝完，我告辞回家。四年前我辞掉记者的工作之后，就对外界的信息毫不关注。我甚至厌恶新闻。现在，我不仅不时地刷手机上的信息、上网看最新消息，还把电视开着。
电视上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十八区的居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悠然生活。菜市场上人来人往，一样的挑三拣四、讨价还价。沿着墙脚，一排一排的年轻人，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嬉笑着聊天。警察过来驱赶，让他们不要聚集，他们就一哄而散。可是警察一走，他们又汇拢回来，仿佛觉得这个游戏相当有趣。他们就那样成排地贴墙站着，不知道在高兴什么。病毒也不能阻止他们享受这种谜一样的快乐。
禁足中有例外，例外也是法国特色。所有例外都出于人性关怀，却又被人性所利用。比如，遛狗可出门，购物也是。
圣丹尼的家乐福已经被人群挤爆（后来该超市一营业员被确诊为新冠患者），其拥挤的景象如我们元宵节的灯会。有人苦口婆心地劝解：“你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是害怕病毒致死，还是害怕饿死？”真是灵魂的拷问。可是当人陷入恐慌，智力就会下降。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名叫巴特克的小伙子，在禁足的第二天就在自家门口贴了告示：我的狗概不出借，因为它昨天被迫散步二十次，快累死了！
相比较后面的情形，前面这些都成了小儿科。法国宣布一项举措，到正式执行，都有个时间差，目的是让民众有个准备。封城这个时间差，立即被许多人抓住，他们开汽车、乘火车、坐飞机，不顾一切地逃出巴黎。
电视屏幕上，巴黎通向四方的火车站人头攒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状况如同中国的春运，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上一条条铁轨上的火车。一个中年人对着镜头解释说，巴黎的居所只有四十平米或者更小，一家几口人，简直喘不过气来。他们必须到乡下去。有人住到乡下的休闲别墅，有人投靠亲友，有人租好了民居。据说巴黎有百分之十五的人逃去了乡村。然而乡下的人们气急败坏，他们痛恨这些从巴黎逃过来的人：“笨蛋，你们会在火车站染上病毒。”“乡下可没有大医院，还要用救护车送你们回巴黎。也许还要搭上我们。”
换一个频道，是从来没见过的航拍镜头。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车辆行人稀少，呈现出一种巨大灾难之后的荒凉冷寂。然后就是晚上八点，屏幕上现出总理菲利普那张尴尬而疲倦的脸。女主持人火药味十足地责问他：“卫生部长已经建议不要进行第一轮市政选举，为什么还是进行了？”菲利普言语支吾。在病毒肆虐之时，怎样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天色暗下来，原先很少看到灯的窗户也透出了亮光。再怎样操劳的人也开始留在家中。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一扇，又是一扇，窗户打开，有人鼓掌。掌声并不响亮，也不热烈，掌声中，更多的窗户打开。掌声如潮水一般连接在了一起，伸向巴黎的每一个角落。
我也打开窗户，朝着夜空鼓掌，然后就看到对门的邻居也打开窗户。工程师一边鼓掌，一边点头向我致意。我忽然想到，其实每个人都在为自己鼓掌，一边驱除恐惧，一边寻找希望。
掌声渐渐停歇，有人发了一幅巴黎市徽的图案到我的手机上。一艘帆船正航行在波涛之上。下面写着一句拉丁文的箴言：FLVCTVAT NEC MERGITVR——历经风雨，永不沉没。
给我发信息的人，是对门的工程师。
2020.03.17
封城结束不久，工程师就来跟我告别。他说他要搬走了。
工程师搬家很仓促，房东希望他尽早搬离。房东自己要回来住。
工程师搬来我对门的时间不长，大家与他都不熟。可是在封城的两个月中，他的钢琴温暖了所有的人。他每天都弹奏两次钢琴。一次在下午，一次在晚上。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每天都在等着这个时刻。那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像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他的琴声，就像黑暗里的一抹光亮。让我们这些永不往来的住户们，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甚至发生了一些关联。
住在顶层阁楼里的那个女大学生，外出散步的时候，采了一捧野花，附了一首马拉美的诗，放在他的门前。这个细微的举动，却几乎让我震惊。这个女学生，一度曾是整幢楼里最烦人的住客。没有人喜欢她。她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自从门房跟所有人神秘地说过这捧野花之后，再也没有人议论女学生的歇斯底里。疫情的确让一些人变得怪诞，同时又让许多人变得宽容。人性与病毒有时一样难以捉摸。
现在，工程师要搬走了。因为门房叫他工程师，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没有人知道他具体的工作。房东不知道，门房也不知道。我有时想，也许，他并不是一个工程师。当然，这无关紧要。
房东相当富裕，他几乎没来过对门的这套大房子。房子一直在出租。他自己租住在别处一个更豪华的房子里。他跟工程师说，他已经无力承担那座大房子的房租，只能住回家里。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工程师小心翼翼地跟在搬家工人的后面，盯着他们手中的钢琴。钢琴是他家里最后搬走的家具。钢琴搬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我特意在公寓门口等他。我把一只从中国带来的青瓷茶杯送给他。杯底有一圈小字：“可以清心也。”这句话可以循环读，读成五个不同的句子，简直就是一首神秘的哲理诗。我解释给他听，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笑起来。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在巴黎封城的两个月里，他每天如约而至的琴声，给与世隔绝的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安慰。他知道什么是孤独。
对门的房东，并没有立即住进来。工程师走了之后，他请了工人一直在装修。房东九月才搬进来。几次见面之后，我觉得跟他颇有点熟悉了，我跟他说，他的房客是一位真正的钢琴家。
“如您所说，他是一位绅士。”房东说，“他可以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他还是搬走了。他很在意自己的尊严。”
法国有一项法令。每年十一月一日到来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不允许驱赶没钱交房租的房客，以防突然无家可归的人冻死街头。二〇二〇年，由于疫情，这个“禁止驱逐房客令”，先是延长到五月三十一日，接着又延长到七月十一日。对门的工程师，房租只付到五月。租约没有结束，他再也付不起房租。他可以继续住下去，他还是搬走了。
疫情后来又严重了，十月份，巴黎第二次封城，然后是历史上最为冷清的圣诞节和新年。二〇二一年的春天，巴黎依然在宵禁当中。一直没有工程师的消息，不知道他带着爱若性命的那架钢琴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