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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的崛起:《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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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像

《战国策》经过刘向的整理和润色,成为一部著名的传世经典,对后世影响甚大。“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苏东坡都对其推崇备至。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江苏沛县人。他是汉代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元帝时因直谏而得罪权贵,被诬下狱,免为庶人,闲居10余年。成帝即位,改名向,受诏整理五经秘书,官终中垒校尉,故后世称“刘中垒”。他作有赋33篇,但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纂辑的著作,共有4部:《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

和《左传》一样,《战国策》也是一部无法弄清作者的历史著作。它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它原来的书名并不确定,是在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战国策》也归为历史著作,但它与《左传》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作为威胁社会秩序纽带的“礼”也已然断裂,天下诸侯蜂起,战乱频繁,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战国策》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士”的重要性,如《齐策四》记载齐宣王重用王斗,王斗举荐五个人出任要职,结果齐国大治;《燕策一》记载燕昭王师事郭隗,招揽天下之士,结果燕国强大起来,联合五国讨伐齐国。这些布衣之士左右天下局势的事迹被作者津津乐道,甚至加以虚构。他们甚至在诸侯王公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在《齐策四》中,道出:“士贵耳,王不贵。”这种思想不仅完全突破了讲究等级尊卑的宗法观念,而且与《左传》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它说明,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士的影响力和地位在不断地上升,自我意识不断地加强,终于要和传统的贵族分庭抗礼了。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传统的道德在沦丧,传统的伦理在崩溃,人们撕掉了过去笼罩在国家和人际关系方面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苏秦在失败时和富贵时人们的态度变化,正说明了那个时代崇实尚利的人际关系实质。名利思想已经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战国策》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上至诸侯王公,下至闾巷细民,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出现在《战国策》中,使得它的人物画廊空前地开阔。当然,最活跃的还是那些俊雄宏辨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任意驰骋,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显示出卓异的风采。作者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往往集中笔墨叙写一个人的事迹,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作者还使用大量的夸张、渲染和虚构手法,和铺陈、排比、夸张、比喻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启示和铿锵有力的文章节奏。这样,就使得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文采飞扬,又充满了传奇色彩。《战国策》在叙事写人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辨丽恣肆、词采华丽的文风,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艺术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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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送别图清吴历

易水送别是《战国策·燕策》中的精彩篇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几乎全部采录了这些史料,并加以润色。“易水送别”成为历代文人咏唱的题材,唐骆宾王《易水送人》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战国策·燕策》载:燕太子丹希望刺客荆轲及早刺秦王,于是在易水边送别。荆轲饮完酒,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吴历(1632~1718年)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早年师从王鉴、王时敏学画,后加入天主教20余年,画风苍古荒率,是清朝六大画家之一。

推荐读本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战国策》,明洁辑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UX0KdRO2UuNesa4of9U/Wf2iWfZnr2Gp86+OkDfQ7RDF0BISqPxEq4nTfh5Rv7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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