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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认为是一部阐释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的作品，但《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千百年来，它的作者一直是个猜不透的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的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也有更多的人对此提出质疑。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它归于战国初年无名氏的名下。
左丘明像
《左传》是一部史书，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没有对历史事件做客观的罗列，而是以“礼”的规范总结历史、批判人物，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作者敏锐的目光已经深刻地穿透了历史，看透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看透了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社会变革的趋势。作为一部刚刚摆脱了“巫”文化不久的历史著作，《左传》已经开始表现出“人”的觉醒的力量，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民本”思想。一方面，《左传》揭露了贪婪无耻、暴虐荒淫之辈，褒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另一方面，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只有尊重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能稳固。在《桓公六年》中，作者借师旷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庄公三十二年》，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议论，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奴隶社会行将衰亡的时代。表面上看来，天道鬼神的痕迹依然无法抹去，但实质上，“民”已经成为与这些神秘力量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们之上的宇宙间的高大形象。在黑暗的奴隶社会，这是怎样的一道人性的曙光啊！由它所埋下的人性觉醒的火种，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
《春秋正义》（唐孔颖达释）书影
此书是对春秋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的注释性读物。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曹刿论战》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左传·晏子不死君难》
严格来讲，《左传》并不是文学著作，但它却处处孕育着文学的细胞。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的叙事能力比以前任何一种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在作者笔下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曲折完整，精彩动人，为后人所称道、所借鉴。《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不但像城濮之战、鄢陵之战这样的大战役写得惊心动魄、曲折动人，就是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左传》并不限于对战争过程的描述，而是将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都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在那样久远的年代，这种早熟的叙事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而且，《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在很久以后才产生。然而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借助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儿孕育着。《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所创立的文史合一的创作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