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陕西韩城市，有一个紧临黄河龙门的小镇。它在古时叫作夏阳。这里东临黄河，北依龙门山，相传大禹曾在这里凿山治水。长河名山，气象雄浑。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代文史祖宗司马迁就诞生在这里。

司马迁童年时“耕牧河山之阳”，乡土文化培育了他的灵秀之气。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个有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人，给了他大量的文化熏陶。司马迁十岁时，父亲作了太史令，他也跟随着父亲来到了京城长安，师从当时的大学者董仲舒、孔安国学习《春秋》、《尚书》，奠定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20岁那年，风华正茂的司马迁满怀豪情地开始了他的壮游，他主要到了中原和江南，在那里寻访历史陈迹，凭吊那些早已随风而逝的风流人物。回来以后，他在朝廷作了郎中。后来又奉旨到过四川、云南一带。这一时期，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也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时常到全国各地巡狩。司马迁跟从着皇帝，走遍了华夏大地，他一方面搜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增长了史家的见识，同时开拓了胸襟和眼界，蕴蓄了诗人的情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当时的太史令司马谈去世。临终时，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事业郑重地托付给司马迁。司马迁继任父亲作了太史令。在司马迁心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周公死后500年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也正好500年；如果今世有像周公、孔子那样的塑造时代精神的文化圣人，非我司马迁而何？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大量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准备着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旷世奇书——《史记》。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正在万卷书籍中寻求继往圣、兴绝学的精神力量。但是，每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似乎都命定会有一段苦难的历程。如果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最不幸的人，或许他就是司马迁了。正在为着理想而奋斗的太史公，大概想不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等着他呢。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名将李陵力战不敌，兵败被俘。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大大地损伤了他大汉天子的无上尊严。一夜之间，李陵成了朝野千夫所指的罪人。在这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司马迁却犯了书生的呆气，居然为这位可怜的降将作辩护。汉武帝天威震怒，司马迁在劫难逃。按照当时的法律，交一定的赎金或是接受宫刑方可免死。司马迁家贫难以自赎，而左右亲戚知道他“获罪于天”，又怎敢冒着得罪皇帝的危险施以援手呢？志在青云的太史公，此时却走上了绝路。他只能在宫刑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

司马迁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为了他的理想，他可以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免除自己和家族的奇耻大辱，一死应当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生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还属于他所献身的事业。《史记》尚在草创阶段，他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理想放弃生命呢。他只能接受宫刑。

该祠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西南的芝川镇，始建于晋，经历代修建，至今犹存。祠坐西面东，东眺黄河，西枕梁山，北为峭壁，里面有司马迁的墓冢。

曾经的精神贵族，坠入了耻辱的地狱，那是一种怎样的生不如死、九曲回肠的痛苦呢。但是，依然有一种力量支持着司马迁，去完成他的名山事业。这种力量，集中表现在他的《报任安书》一文中：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篇鸿文感情真挚，情文并茂，有时如泣如诉，有时奔放激荡。他把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与时浮沉的苦心，悲凉沉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是为了告诉他的同时代人，寻求他们的理解，而且也是在寻找异代知音。

司马迁写作此文时，大约43岁。这时《史记》已经完成，生的留恋已不再多，所以《报任安书》既是忧愤心灵的剖白，也是对于人世的深情告别。此后他的生平事迹几乎无从知晓。只有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千百年来默默讲述着英雄的寂寞和英雄的悲愤。 X/VeuSv3pXB12jJ6ku4+48f6XTePF/vDkkSnBBfEvs03oEMuH8VsWHExsQI+iC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