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十月，我进入剑桥青年女子学校学习，为报考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作准备。

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到韦尔兹利访问，我声称说：“总有一天我要上大学——但我要上哈佛大学。”真是语惊四座，朋友们都很是惊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上韦尔兹利学院时，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生。上大学的念头在我心里扎了根，成为我最热切的目标，驱使我去和那些不聋不哑的女孩们展开竞争，对许多真诚和聪明的朋友的劝告置之不顾。当我离开纽约时，那个念头变得更加坚定不移，于是就决定先去剑桥，这是我进入哈佛、实现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学校的计划是，让莎莉文小姐和我一起上课，并向我翻译课堂内容。

当然，教我的那些老师只有教正常孩子的经验，而不知如何对付我这样的情况，我和他们唯一的交流手段就是读他们的嘴唇。我第一年学习的课程有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数学、拉丁文写作以及一些临时主题。在那以前，我从没有为了准备考大学而学习过一门课程，但是莎莉文小姐在英语上已经给了我很好的训练。不久，我的老师们明显看得出来：除了对大学指定的教材进行评论性学习以外，我在英语这门课上不需要特别的指导。而且，我在法语学习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接受过六个月的拉丁文指导；但德语是我最熟悉的科目。

虽然有些优势，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障碍。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书本上所要求的东西全拼写到我手上来。虽然我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的朋友很乐意加班加点，但是及时为我赶制凸印课本又谈何容易。有一段时间，为了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我用盲文来抄写拉丁文课本。授课的老师不久就充分熟悉了我有缺陷的发音，能够轻松地回答我的问题，并为我纠正错误。我没办法在课堂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但我在家里用打字机完成了所有的作文和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都和我去上课，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讲的内容拼写在我手里。在学习时，她得为我查阅生词，为我反复朗读没有盲文印刷版的书和笔记。这种工作的单调真是难以想象。我的德语老师格罗特夫人和校长杰尔曼先生，是学校里面仅有的两个学习了手语字母来指导我的老师。没有谁比亲爱的格罗特夫人更清楚她的手语拼写的缓慢和缺陷，然而，出于好心肠，她在每个星期两次的特别课程中努力地通过手语给我清楚的指导，好让莎莉文小姐休息一下。但是，虽然大家都很友善，很乐意帮助我们，却只有莎莉文小姐的手能将苦差事化为乐趣。

那一年我修完了算术，复习了拉丁语法，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之战》。在德文方面，我部分用自己的手指、部分靠莎莉文小姐的帮助，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雷格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杂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朋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我从这些德文书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尤其是席勒那优美的抒情诗，弗雷德里克的丰功伟绩，歌德伟大的成就和生平事迹。对《哈尔茨山游记》我真是爱不释手，里面充满了轻快的俏皮话，还有对种满葡萄的小山、在阳光下唱着歌儿前进的小溪、被传统和传说神圣化的原始地带、一个早已消失了的想象中的年代里灰白头发的姐妹迷人的描写。唯有这样的人——自然对他而言是“一种感觉，一种爱，一种渴望”——才能描绘出这么美丽的画卷。

有段时间，杰尔曼先生教我英国文学，我们一起朗诵《皆大欢喜》、伯克的《关于与北美殖民地和解的讲话》和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杰尔曼先生在历史和文学方面很渊博，他那巧妙的解说让我学得轻松愉快，比我自己仅仅机械地阅读课堂上的简单笔记好多了。

伯克的演说比我读到过的任何政治读物都更有教育意义。我的心和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起激动，身上集中了两个敌对国家的生活的人物仿佛在我眼前活动着。当伯克的杰出演讲雄辩地滚滚向前奔涌时，我越来越不懂，乔治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怎么会对伯克的警告充耳不闻呢？伯克在他的演讲中预言了美国的胜利和英国殖民者的耻辱。然后我读到了关于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与他所属的政党及下议院的代表之间关系的令人悲哀的细节。我觉得很奇怪，如此珍贵的真理和智慧的种子怎么会落入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

麦考利的《赛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别有一番情趣。这个孤独的人，在格拉勃大街上吃尽苦头，身体和思想受着双重折磨，但是他永远说着和蔼的话，总是对那些贫穷绝望的人伸出援手。读到他受苦的地方，我的心好像飞到了他的身旁，陪他一起吃苦。而等他取得成功时我又为他感到高兴。我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他有缺点并不奇怪，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缺点没有压垮他的灵魂。麦考利才华出众，他有独到的眼光，能化腐朽为神奇，但有时候他太自负了，我不喜欢他这一点。他还会经常为了给读者留下特别的印象而偏离事实，过分渲染。我曾经聆听过英国德摩斯梯尼的演讲，与德摩斯梯尼尊重事实的态度相比，我对麦考利的创作态度是有些质疑的。

在剑桥学校，我与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看得见也听得见的女孩们相伴，这在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和几个女孩的住所与学校是连在一起的，这间房子是豪厄尔斯先生曾经住过的，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地过日子。我参加她们的很多游戏，甚至是捉迷藏和打雪仗我也参加，还和她们一起长途跋涉过。我们一起讨论学习问题，一起阅读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有的女孩学习和我说话，这样就不用老是麻烦莎莉文小姐翻译她们要对我说的话了。

圣诞的时候，母亲带着小妹妹来和我一起过节。在慈爱的杰尔曼先生的帮助下，妹妹米尔德里德也来到这所学校学习，这样米尔德里德就在剑桥学校和我待了六个月。我们过得很愉快，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相帮着学习，一起分享课余时间的快乐，当我回忆起这些，心里就洋溢着幸福。

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三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初试。我参加的考试科目有：初级与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还有希腊与罗马历史，一共要考九个小时。我通过了所有课程，德语和英语还获得了“优秀”。

或许我应该在此对当时的考试方式说明一下的。学生被要求拿到十六个学分才算通过——初级考试十二分，高级考试四分。每次考试得拿到五个学分。试卷早晨九点从哈佛运出来，用专车送到拉德克利夫学院。每个报考者都有一个准考证号，但是不署名。我的考号是二三三，不过我得用打字机答题，因此我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是保密的。

我被单独安排到一个房间进行考试，因为打字机的声音会影响其他同学答题。杰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为我解读所有题目，门口有一个守卫守着，以防有人来打扰。

第一天考的是德语，杰尔曼先生坐在我身旁，先快速通读了一遍试卷，然后一句一句读。我大声重复那些词，这样能检验我完全听明白了没有。试卷很难，我在打字机上打字的时候很紧张，杰尔曼先生把我打的字拼写给我，我对那些觉得有必要修改的地方做了更改，由他添加上去。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我在以后的考试里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答完以后就没有人再给我读了，我没机会去更正错误，除非我提前答好了试卷。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改正那些我能回忆出来的错误，并把改正的结果写在试卷最后。要是我在初试中考得比复试要高的话，只有两个原因：复试的时候，我答完试卷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一遍；初试的时候，有些科目是我在进入剑桥以前就学过一点的，比较熟悉了。我在年初就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考试，试题是杰尔曼先生从往年的旧题中挑选出来给我做的。

杰尔曼先生把试卷交给主试者，并注明是我——二三三号考生的答卷。其他所有的预备考试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最难的就是第一门的德语考试，我还记得考拉丁文那天，席玲教授进来告诉我说我通过了德语考试，并且成绩令人满意。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我以一种轻快的心情，冷静应答，胜利闯过了这次严峻的考验。 HyPU9uMzfe/ZiSyn20h14Tv0k/A7gB3YM4h55w6WqSxzWtC/DpcZZTwEc4bLfG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