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要表达自己的渴望日益增长，我所使用的那几个手势要用来表达复杂事物真是苍白无力，而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又使得我内心焦躁，常常大发其火。我感觉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地勒住了我，让我无法放松自己去获得宁静的内心世界。我努力抗争，但这一点用都没有，在我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强大的幽灵在左右着我，抗争的结果是我在涟涟泪水中精疲力竭地倒下。若是母亲就在身边，我会扑到她的怀里，哭得如此伤心，以至忘记了缘何而哭。后来我越发的想要和别人交流，情况变得更糟，会一天发一回脾气，有时一个小时一次。

我的父母忧心忡忡，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聋哑学校，而且好像也没有人会从千里之外来到偏远的塔斯哥伦比亚教一个又聋又盲的孩子。而我的一些朋友和亲戚甚至怀疑像我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一线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笔记》。她曾经读过狄更斯对劳拉·布里奇曼的描写，模糊地记得布里奇曼也是又聋又哑的，但仍然能够接受教育。可她的这个希望马上又变成了泡影，因为她记得发明教育聋哑人方法的豪耳博士已经去世好几年，他的教育方法也许随他一起被埋葬了，而且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方法还存在，一个在阿拉巴马州偏僻小镇的小女孩又怎样从中受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个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已经成功救治了许多希望渺茫的患者。于是父母马上决定带我到巴尔的摩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我的眼睛。

记得一路的行程都很愉快，我在火车上交了很多朋友。有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这些贝壳上打了洞，这样我就可以用线把它们串起来，这些贝壳让我高兴满足了好一阵子。列车长也是个很和善的人，每次他来巡查我都会抓着他的衣角跟他查验车票。他把车票打孔机给我玩，那真是个有意思的玩物，我会在座位的角落里把那些小纸片打上可爱的小孔，挺会自得其乐的。

我的姑妈用毛巾为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其实是个不成样子的滑稽之物，是临时赶制的，没有鼻子，没有嘴，没有耳朵，没有眼——什么都没有，只有小孩出奇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很奇怪的是，在所有的缺憾当中，没有眼睛最让我感觉难受。我气哼哼地向每一个人指明布娃娃还差双眼睛，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愿意花工夫来给布娃娃安上双眼。不过我灵光一闪，马上来了鬼主意，问题迎刃而解。我从椅子上蹦下来，在姑妈的马甲上四处搜寻。姑妈的马甲上缝着好些大个的珠子，我扯下了两颗，向姑妈暗示我想要把珠子给布娃娃做眼睛。她把我的手放到她的眼前，想确信我的意思，我拼命点头。珠子缝上了，我那得意洋洋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可是没多久我就对这个布娃娃一点儿兴趣都没了。在这一次旅途中，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可能是因为有许多新奇的事情让我的大脑和双手忙个不停，才没空发脾气吧。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时，奇泽姆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是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是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建议父亲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咨询一下，他也许能在聋哑人学校及教师方面提供信息。父亲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立即起身前往华盛顿，去找贝尔博士。父亲满怀疑虑，我全然不知他的痛苦，只知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很新奇，很令人兴奋。虽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是我感觉出贝尔博士给予的慈爱和同情，他不知把这样的情感给了多少需要抚慰的心灵，也得到了不尽的感激。当我摆弄他的手表时，他把我抱在膝上，把手表拨响了让我感知。他懂得我的手势，我知道这点后马上就喜欢上他了，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造访为我开启了一扇大门，让我走出了黑暗，奔向光明；走出了孤独，获得友谊、伙伴、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又建议父亲给波士顿伯金斯盲人学校的校长安格纳斯先生写信，问问他是否有合适的教师可以为我启蒙。伯金斯盲人学校是豪耳博士为帮助盲人而开展伟大的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刻就写信了，几个星期后收到安格纳斯先生的回信，信中用很肯定的口吻说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位合适的老师。当时是一八八六年的夏天，不过莎莉文小姐一直到次年的三月才到来。

至此，我走出了埃及，站到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奇的力量触及了我的灵魂，赐予我光明，于是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听到一个声音从那神圣的山脉传来：“知识就是爱，是光明，是视力。” eFHIVTxRRURLJtQUTl5Jdr3c135Dg3qeyCTTtrOs5XOA6ijaxMysPvtRR2cxE9hN